正说着，急救室的门忽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e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不然小命就交待了。”
我和rene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也不要碰他。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儿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坐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二楼，过会儿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e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e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地。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e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rene，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待一会儿。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每隔三个小时，灌一次鼻饲。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起伏。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个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有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再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弄得她们有点烦我……
沥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看见了我，指尖微动，我紧紧地握住他。
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我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e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吗？”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e调侃。
我问rene，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e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把他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决定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了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想好了。”rene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具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e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
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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