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老爷。”法里德又喊了。
“我来了。”我回他一句。
发疯似的,我想进去。想踏上前门的台阶,过去阿里经常在那儿,要我和哈桑脱掉雪靴。我想走进门廊,闻闻橙皮的香味,阿里总是将它们扔到炉里,跟锯屑一起燃烧。我想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喝茶,吃一片馕饼,听哈桑唱古老的哈扎拉歌谣。
又是一声喇叭。我走回停在路边的陆地巡洋舰。法里德在车里吸烟。
“我得再去看一件东西。”我跟他说。
“你能快点吗?”
“给我十分钟。”
“那么,去吧。”接着,我正要转身离开,“都忘了吧,让它容易一些。”
“让什么容易一些?”
“活下去。”法里德说,他将烟蒂弹出车窗,“你还要看多少东西?让我替你省下麻烦吧。你记得的东西,没有一件存下来。最好都忘了。”
“我不想再遗忘了,”我说,“等我十分钟。”
当我们爬上爸爸房子北边那座山的时候,我们,我和哈桑,几乎一点汗都没出。我们在山顶奔走嬉闹,彼此追逐,或者坐在倾斜的山脊上,在那儿可以将远处的机场尽收眼底。我们看着飞机起降,又嬉闹起来。
如今,当我爬上崎岖的山顶,气息粗重,仿佛要喷出火来,脸上汗水直流。我站着喘了好一会,身子一阵刺痛。然后我去看那废弃的墓园,没费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它仍在那儿,那株苍老的石榴树也在。
我再次倚着墓园的灰色石门,哈桑就在里面埋葬了他母亲。过去那扇折叶松脱的铁门已经不见了,浓密的杂草已经占领这片土地,几乎将墓碑全然掩埋。两只乌鸦栖息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
哈桑在信中提到,石榴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看着那枯萎凋零的树木,我怀疑它是否能够再次开花结果。我站在它下面,想起我们无数次爬上去,坐在枝桠上,双腿摇晃,斑驳的阳光穿越过树叶,在我们脸上投射出交错的光和影。我嘴里涌起强烈的石榴味道。
我屈膝蹲下,双手抚摸着树干。我见到我所要找的,刻痕模糊,几乎全然消退,但它仍在:“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我用手指顺着每个字母的笔画,从那些细微的裂缝刮下一点点树皮。
我盘膝坐在树下,朝南眺望这座我童年的城市。曾几何时,家家户户的围墙都有树梢探出来,天空广袤而澄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如果你仔细听,兴许你甚至能听到来自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叫卖声,兜售水果的小贩高喊:樱桃!杏子!葡萄!日暮时分,你还可以听到钟声,来自沙里诺区的清真寺,召唤人们前去祷告。
我听见喇叭声,看到法里德朝我招手。是该走的时候了。
我们又朝南驶去,回到普什图广场。我们和好几辆红色的皮卡擦身而过,车斗上挤满荷枪实弹、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每次遇到他们,法里德都会低声咒骂。
我付钱住进了普什图广场附近一间小旅馆。三个小女孩穿着统一的黑色服装,戴着白色头巾,紧贴着柜台后面那个瘦小的四眼佬。他索价75美元,那地方相当破落,这个价格简直匪夷所思,但我并不在乎。为了给夏威夷海边的房子付款漫天要价是一回事,为了养活孩子这么做又是一回事。
房间没有热水,破旧的厕所无法冲水。只有一张铁床,一张破褥子,一条旧毛毯,角落摆着只木椅。正对广场的窗户破了,还没修补。我放下行李箱,发现床后的墙壁上有块干了的血迹。
我给法里德钱,让他出去买吃的。他带回四串热得响的烤肉,刚出炉的馕饼,还有一碗白米饭。我们坐在床上,埋头大吃。毕竟,喀布尔还有一样没有改变的事情:烤肉依然如我记忆中那般丰腴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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