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啦？”法里德紧张地说。
我一只手掩着脸，一只手挡在前面。我知道整个房间都在看着我。而后，我觉得很累，很空虚。“对不起，”我说。索拉博露出担忧的神色望着我。
我又能说话的时候，跟法里德说我的要求：“拉辛汗说他们住在白沙瓦。”
“也许你应该将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法里德说，慎重地看着我，似乎在想着接下来我又会为什么而崩溃。我在一张纸巾上写下他们的名字：“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
法里德把纸巾叠好，放进口袋。“我会尽快找到他们。”他说。他转向索拉博：“至于你，我今晚再来接你。别累着阿米尔老爷。”
但索拉博走到窗边，几只鸽子在窗台上来回走动，啄食着木头和面包碎片。
在我床头柜子中间的抽屉里面，我找到一本旧《国家地理》杂志，一枝用过的铅笔，一把缺了些梳齿的梳子，还有我汗流满面努力伸手去拿的：一副扑克牌。早些时候我数过，出乎意料的是，那副牌竟然是完整的。我问索拉博想不想玩。我没指望他会回答，更别说玩牌了。自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后，他一直很安静。但他从窗口转身说：“我只会玩‘番吉帕’。”
“真替你感到遗憾，因为我是玩番吉帕的高手，全世界都知道。”
他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我给他发了五张牌。“当你爸爸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这游戏。特别是在冬季，天下雪、我们不能出去的时候，我们常常玩到太阳下山。”
他出了一张牌，从牌堆抽起一张。他望着牌思考的时候，我偷偷看着他。他很多地方都像他父亲：将牌在手里展成扇形的样子，眯眼看牌的样子，还有他很少看别人眼睛的样子。
我们默默玩着。第一盘我赢了，让他赢了第二盘，接下来五局没使诈，但都输了。“你打得跟你父亲一样好，也许还要好一些。”我输了最后一局之后说，“我过去经常赢他，不过我觉得那是他让我的。”我顿了顿，又说：“你父亲和我是吃同一个女人的奶长大的。”
“我知道。”
“他……他跟你怎么说起我们？”
“他说你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他说。
我捏着方块杰克上下摇动。“恐怕我没他想的那么好。”我说，“不过我想跟你交朋友。我想我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好不好？你愿意吗？”我轻轻将手放在他手臂上，但他身子后缩。他将牌放下，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回窗边。太阳在白沙瓦落下，天空铺满了红色和紫色的云霞。下面的街道传来阵阵喇叭声，驴子的叫声，警察的哨声。索拉博站在红色的斜晖中，额头靠着玻璃，把手埋在腋下。
那天晚上，在艾莎和一名男性护理的帮助下，我跨了第一步。我一只手抓住装着滑轮的输液架，另一只手扶在助理的前臂上，绕了房间一圈。十分钟后，我回到床边，体内肺腑翻涌，也冒出浑身大汗。我躺在床上，喘息着，耳边听到心脏怦怦跳，心里十分想念我的妻子。
隔日，索拉博和我仍是默默无语，几乎整天都在玩“番吉帕”。又那样度过一天。我们只是玩着“番吉帕”，几乎没有说过话，我斜倚在床上，他坐在三脚凳上。除了我在房间里走动，或者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去，我们一直都在打牌。那天深夜我做了个梦。我梦见阿塞夫站在病房的门口，眼眶仍嵌着铜球。“我们是同一种人，你和我。”他说，“你跟他一个奶妈，但你是我的孪生兄弟。”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阿曼德我想离开。
“现在出院太早了。”阿曼德抗议说。那天他穿着的并非手术袍，而是一套海军蓝西装，系着黄色领带，头发又涂着喱水。“你还在静脉注射抗生素期间，还有……”
“我非走不可。”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真的。但我必须离开。”
“你要去哪里？”阿曼德说。
“我不能说。”
“你几乎寸步难行。”
“我能走到走廊那边，再走回来。”我说，“我会没事的。”计划是这样的：离开医院，从保险箱里面把钱取出来，付清医药费，开车到那家恤孤院，把索拉博交给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然后前往伊斯兰堡，调整旅行计划，给我自己几天时间，等身子好一些就飞回家。
无论如何，计划就是这样，直到那天早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临。“你的朋友，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他们不在白沙瓦。”法里德说。
我花了十分钟才将棉袍穿上。他们在我胸膛开过插胸管的口子，我抬手的时候那儿痛得厉害；而且每次倾斜身体，总是脏腑翻动。我将一些随身物品收进一个棕色的纸袋，累得气喘吁吁。但法里德带着那个消息到来之前，我已经设法准备妥当，坐在床沿。索拉博挨着我，坐在床上。
“他们去哪了？”我问。
法里德摇摇头：“你还不明白……”
“因为拉辛汗说……”
“我去过美国领事馆，”法里德提起我的袋子说，“白沙瓦从来没有叫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的人。领事馆的人说，没有这两个人。无论如何，白沙瓦这里没有。”
索拉博在我身旁翻阅着那本旧《国家地理》。
我们到银行取钱。经理是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腋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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