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
我们挂上电话。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
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
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1]冉·阿让（jean 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1]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
“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
“是的。”
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
“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
“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
“是的。”
“虔诚吗？”
“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
“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
“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
“说吧。”我说。
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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