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
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可兰经》。“他怎么说？”
“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
“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
我笑着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
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
“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吗？”
“哦，是的。”
“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
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狺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
“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
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你好。”他低声说。
“你好，索拉博。”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
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
“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
“不是，我在卡拉奇[1]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1]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2]berkeley，美国加州城市。[2]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恋爱，染了领带的衬衫，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他身体前倾，“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3]k，位于纽约州东南，每年8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3]。”
“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
“好的。”
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
“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
“你后来回去过吗？”
“天，没有。”
“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
“继续。”
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
“我能打赢吗？”
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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