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让我进去。
我看见他们推着他,穿过一些双层门,我跟在后面,冲进一扇又一扇的门,闻到碘酒和消毒水的味道,但我所来得及看到的,是两个戴着手术帽的男人和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女人围在轮床之上。我看见白色床单从轮床侧面垂落,拂地砖。一双鲜血淋漓的小脚从床单下面伸出来,我看见左脚大脚趾的指甲被削掉了。接着有个穿蓝色衣服的高壮汉子用手掌压住我的胸口,将我从门口往后推,我的皮肤能感觉到他那冰凉的结婚戒指。我向前挣扎,咒骂他,但他用英语说你不能留在这儿,声音礼貌而坚决。“你必须等。”他说,领着我回到等候区。现在双层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透过门上狭窄的长方形窗口,我只见到那个男人的手术帽。
他把我留在一条宽大的走廊上,没有窗,墙边的金属折叠椅上坐满了人,还有人坐在薄薄的破地毯上。我又想尖叫。我想起上次有这种感觉,是跟爸爸在油罐车的油罐里面,埋在黑暗和其他难民之间。我想把自己撕成碎片,离开这个地方,离开现实世界,像云朵那样升起,飘荡而去,融进湿热的夏夜,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山丘上方飘散。但我就在这儿,双脚沉重如水泥块,肺里空气一泻而空,喉咙发热。无法随风而去。今晚没有别的世界。我合上双眼,鼻子里塞满走廊的种种味道:汗水和氨水的气味、药用酒精和咖喱的气味。整条走廊的天花板上布满昏暗的灯管,飞蛾围绕,我听见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我听见谈话声、默默的啜泣声、擤鼻声;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哀叹,电梯门砰地一声打开,操作员用乌尔都语呼喊某人。
我再次睁开眼,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四周环顾,心脏怦怦地在胸口跳动,耳朵听得见血液流动的声音。我左边有间又暗又小的储藏室,我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它就好了。我从一堆折叠好的白色尼龙床单中抽出一条,带回走廊。我看见护士在休息室附近和一名警察交谈。我拉拉那名护士的手肘,问她哪个方位是西边。她没听懂,眉头一皱,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我喉咙发痛,汗水刺痛了双眼,每次呼吸都像在喷火,我想我在哭泣。我又问一声,苦苦哀求,警察把方向指给我。
我在地面铺开那张滥竽充数的祷告毯,双膝跪倒,头磕在地上,泪水湿透了床单。我朝西弯下腰,那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止十五年没祷告过了,早已把祷词忘得一干二净。但这没有关系,我会说出依然记得的片言只语: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现在我明白爸爸错了,真主真的存在,一直存在。我看到他在这里,从这条绝望的走廊的人群眼里见到。这里才是真主真正的住所,正是在这里,而非在那些发出钻石般明亮光芒的尖塔耸立的清真寺,只有那些失去真主的人们才能找到真主。真主真的存在,他必须存在,而如今我将祷告,我会祈祷他原谅我这些年来对他的漠然不觉,原谅我曾经背叛、说谎、作恶而未受惩罚,只有在我的危难时刻才想起他。我祈祷他如经书记载的那样慈悲、仁爱、宽宏。我朝西方磕头,亲吻地面,承诺我将会施天课,将会每天祷告,承诺我在斋月期间将会素食,而当斋月结束,我会继续素食,我将会熟背他的圣书中每个字,我将会到沙漠中那座湿热难当的城市去朝圣,也会在天房之前磕头。我将会践行所有这些,从今日后,将会每天想起他,只要他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我的手已经沾上哈桑的血,我祈求真主,别让它们也沾上这个小男孩的血。
我听到呜咽声,意识到正是自己发出来的,泪水从脸上汩汩而下,流过嘴唇,让我尝到咸味。我感到走廊上每个人都在看着我,而我依然朝西方磕头。我祈祷。我祈祷别以这种我向来害怕的方式惩罚我的罪行。
星光黯淡的黑夜降临在伊斯兰堡。过了数个钟头,我坐在走廊外面一间通往急诊室的小房间的地板上。在我身前是一张暗棕色的咖啡桌,上面摆着报纸和卷边的杂志——有本1996年4月的《时代》,一份巴基斯坦报纸,上面印着某个上星期被火车撞死的男孩的脸孔;一份娱乐杂志,平滑的封面印着微笑的罗丽坞男星。在我对面,有位老太太身穿碧绿的棉袍,戴着针织头巾,坐在轮椅上打瞌睡。每隔一会她就会惊醒,用阿拉伯语低声祷告。我疲惫地想,不知道今晚真主会听到谁的祈祷,她的还是我的?我想起索拉博的面容,那肉乎乎的尖下巴,海贝似的小耳朵,像极了他父亲的竹叶般眯斜的眼睛。一阵悲哀如同窗外的黑夜,漫过我全身,我觉得喉咙被掐住。
我需要空气。
我站起来,打开窗门。湿热的风带着发霉的味道从窗纱吹进来——闻起来像腐烂的椰枣和动物粪便。我大口将它吸进肺里,可是它没有消除胸口的窒闷。我颓然坐倒在地面,捡起那本《时代》杂志,随手翻阅。可是我看不进去,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东西上。所以我把它扔回桌子,怔怔望着水泥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缝,还有窗台上散落的死苍蝇。更多的时候,我盯着墙上的时钟。刚过四点,我被关在双层门之外已经超过五个小时,仍没得到任何消息。
我开始觉得身下的地板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呼吸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我想睡觉,阖上双眼,把头放低在这满是尘灰的冰冷地面,昏然欲睡。也许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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