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茫然失措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简直惊呆了。我发现自己此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必须为自己作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呢？
几个星期后，我才从茫然中醒悟过来。那时，我从来没听过“为你的忧虑划定‘到此为止’的界限”这一说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正好做了这件事：我把自己费尽心血写的那本小说看作一次宝贵的经验，然后从那里继续向前出发。重新回去做成人教育的老本行，有时间就写一些传记和非小说类的书。
现在，我只要是想起那件事情，就会得意地想在大街上跳舞。我可以很坦诚地说，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后悔自己没有成为哈代第二。
100年前的一个夜晚，当一只鸟在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鸣叫的时候，梭罗用鹅毛笔蘸着墨水，在日记中写道：“一件事物的代价，需要当场交换，或在最后付出。”
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就是：如果我们以生活的一部分来作为代价付出，如果付得太多，那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傻子。
这也正是吉尔伯和苏里文的悲哀。他们虽然知道如何创作快乐的歌词和曲子，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他们写过很多世人非常喜欢的轻歌剧，却不能控制他们的脾气。
他们竟然为了一块地毯的价钱而争吵了好多年：苏里文为他们剧院买了一块新地毯，可是当吉尔伯看到账单后却十分生气。后来因为这件事闹上公堂，两个人从此直到死都没有再交谈过。苏里文为新歌剧写完曲子之后，就寄给吉尔伯；而吉尔伯在填上歌词之后，再把它寄回苏里文那儿。有一次，因为必须两个人同时上台谢幕，他们俩分别站在舞台的两边，向不同的方向鞠躬，这样才不至于看见对方。
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不懂得在出现矛盾和不快的时候，订下一个“到此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却明白这一点。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次，林肯的几位朋友攻击他的一些敌人，林肯说：“你们对私人恩怨的感受比我要多，也许我的这种感觉太少吧。可我总觉得这样很不值。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争吵上。要是那个人不再攻击我，我也不会再记他的仇。”
而我的伊迪丝姑妈却没有这样的宽恕精神。她和姑父法兰克年轻时住在一个被抵押出去的农庄上。那里的土质很坏，灌溉条件很差，收成也不好。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每个小钱都得省着用。而伊迪丝姑妈喜欢买一些窗帘和其他的小饰物来装饰家里，她曾向密苏里州马利维里的一家小杂货店赊购这些东西。于是，姑父法兰克就很担心他们的债务，而且他很注重个人的信誉，不愿意欠债，所以他私下里告诉杂货店老板，不要让他太太再赊账。当我的姑妈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差不多50年了，但她还在为此事大发脾气。我不止一次地听过她说这件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将近80岁了。我对她说：“伊迪丝姑妈，也许法兰克姑父这样羞辱你确实不对，但你有没有觉得，自从那件事之后，你已经埋怨了半个世纪，这难道不比他所做的事情还要糟吗？”
富兰克林在小的时候，犯了一次70年来都难以忘记的错误。在7岁的时候，他在一家玩具店里看上了一支哨子。他兴奋地跑进玩具店，把所有的零钱放在柜台上，连价钱也不问就把那支哨子买了下来。
70年后，他写信告诉他朋友说：“然后，我回到家里，吹着哨子在整个屋子里转，我对自己买的这支哨子非常得意。”当他的哥哥姐姐发现他买哨子多给人付了钱时，大家都取笑他。他说：“我懊恼得大哭了一场。”
许多年后，当富兰克林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担任美国驻法国的大使时，他还记得这件事情，这件事使他从中得到的痛苦远远多过哨子带给他的快乐。
富兰克林说：“当我长大以后，我见到许多人的行为，犹如我当初买哨子付了太多的钱一样。简而言之，我认为人类的苦难部分源于他们错估了事物的价值。”
《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的作者托尔斯泰也是如此，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在托尔斯泰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受人尊敬的人”。
他逝世前的20年，他的崇拜者不断地去他家里，希望能见到他一面，听听他的声音，或者只是摸一摸他的衣服边。有人甚至记下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好像那是一句“神谕”一般。而在生活中，托尔斯泰在70岁的时候，还不如7岁的富兰克林聪明——他简直一点脑筋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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