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画得很好的画，”他说，“色彩柔和清晰，是一张很优美、很恰当的画。”
“是呀，是呀，这我都知道。不过像不像呢？这像谁？”
他打消了某种犹豫，回答说：“我想是奥利弗小姐。”
“当然。而现在，先生，为了奖励你猜得准，我答应给你创作一幅精细准确的复制品，要是你答应这个礼物是可以接受的。我不想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一件你认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上。”
他继续凝视着这张画。他看得越久就把画捧得越紧，同时也似乎越想看它。“是很像！”他喃喃地说，“眼睛画得很好。颜色、光线、表情都很完美。它在微笑！”
“有一张复制品会使你感到安慰呢，还是会伤你的心？请你告诉我。当你在马达加斯加，或者好望角，或者印度，在你的行囊中有这样的纪念品，对你是一种安慰呢，还是一看见就激起你令人丧气和难受的回忆？”
这时他偷偷地抬起眼来。他犹犹豫豫、忐忑不安地看了我一眼，再次细看起这幅画来。
“我是肯定要的，不过这样做是不是审慎或明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既然我已弄明白罗莎蒙德真的喜欢他，她的父亲也不大可能反对这门亲事，我——我的观点并不像圣·约翰那样乐观——心里完全倾向于主张他们的结合。我觉得要是他能获得奥利弗先生的大宗财产，他可以用这笔钱做很多好事，强似在热带的太阳下让才能枯竭，让力气白费。此刻我用这样的论点回答说：
“依我看来，立刻把画中的本人要走，倒是更明智和更有见识的。”
这时候他已坐了下来，把画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双手支撑着额头，多情地反复看着这张画。我发觉他对我的大胆放肆既不发火也不感到震惊。我甚至还看到，那么坦率地谈论一个他认为不可触碰的话题——听这个话题任意处理——开始使他感到是一种新的乐趣——一种出乎意外的宽慰。沉默寡言的人常常要比性格爽朗的人更需要直率地讨论他们的感情和不幸，看似最严酷的禁欲主义者毕竟也是人。大胆和好心“闯入”他们灵魂的“沉寂大海”，常常等于是赋予他们最好的恩惠。
“她喜欢你，我敢肯定，”我站在他椅子背后说，“她的父亲尊重你。此外，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不大有想法。但你会有够你们两个人用的想法。你应当娶她。”
“难道她喜欢我？”他问。
“当然，胜过喜欢其他任何人。她不断谈起你，没有比这个更使她喜欢，或者触及得更多的话题了。”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他说，“很高兴，再谈一刻钟吧。”他真的取出手表，放在桌上掌握时间。
“可是继续谈有什么用？”我问，“既然你也许正在浇铸反驳的铁拳，或者锻造新的链条把自己的心束缚起来。”
“别想这些严酷无情的东西了。要想象我让步了，被感化了，就像我正在做的那样。人类的爱像新开辟的喷泉那样在我心里涌起，甜蜜的洪水四溢，流淌到了我仔细而辛劳地开垦出来的所有田野——这里辛勤地播种着善意和自我克制的种子。现在这里泛滥着甜美的洪水——稚嫩的萌芽已被淹没，可口的毒药腐蚀着它们。此刻我看到自己躺在溪谷庄园休息室的睡榻上，在我的新娘罗莎蒙德·奥利弗的脚跟前。她用那甜甜的嗓音同我在说话——用被你灵巧的手画得那么逼真的眼睛俯视着我，用那珊瑚色的嘴唇朝我微笑着。她是我的——我是她的——眼前的生活和过眼烟云般的世界对我已经足够了。嘘！别张嘴！——我欣喜万分，我神魂颠倒——让我平静地度过我所规定的时间。”
我迁就了他。手表嘀嗒嘀嗒响着，他的呼吸时紧时慢，我默默地站着。在一片静谧中一刻钟过去了。他拿起手表，放下画，立起来，站在壁炉边。
“行啦，”他说，“在那一小段时间中我已沉溺于痴心妄想了。我把脑袋靠在诱惑的胸口，心甘情愿地把脖子伸向她花一般的枷锁。我尝了她的酒杯，枕头还燃着火，花环里有一条毒蛇，酒有苦味，她的允诺是空的——建议是假的。这一切我都明白。”
我惊诧不已地瞪着他。
“事情也怪，”他说下去，“我那么狂热地爱着罗莎蒙德·奥利弗——说真的怀着初恋的全部热情，而恋上的对象绝对漂亮、优雅、迷人，与此同时我又有一种宁静而不偏不倚的感悟，觉得她不会当个好妻子，不适合做我的伴侣，婚后一年之内我便会发现。十二个月销魂似的日子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终身遗憾。这我知道。”
“奇怪，真奇怪！”我禁不住叫了起来。
“我内心的某一方面，”他说下去，“对她的魅力极为敏感，但另一方面对她的缺陷，印象也很深。那就是她无法对我所追求的产生共鸣——不能为我所做的事业携手合作。难道罗莎蒙德是一个吃得起苦的人、一个劳作者、一个女使徒吗？难道罗莎蒙德是一个传教士的妻子？不！”
“不过你不必当传教士？你可以放弃那个打算。”
“放弃！什么——我的职业？我的伟大的工作？我为天堂里的大厦在世间所打的基础？我要归入那群人的希望？这群人把自己的一切雄心壮志同那桩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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