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住在哪儿，汉娜？”
“一直要到惠特克劳斯坡呢，差不多有四英里路，一路都是沼泽和青苔。”
“告诉他我就去。”
“先生，我想你还是别去好。天黑以后走这样的路是最糟糕的，整个沼泽地都没有路，而且又碰上了天气这么恶劣的晚上——风从来没有刮得那么大。你还是传个话，先生，明天上那儿去。”
但他已经在过道上了，披上了斗篷，没有反对，没有怨言，便出发了，那时候已经九点。他到了半夜才回来，尽管四肢冻僵，身子也够疲乏的，却显得比出发时还愉快。他完成了一项职责，做了一次努力，感到自己有克己献身的魄力，自我感觉好了不少。
我担心接下来的一整周使他很不耐烦。那是圣诞周，我们不干正经事儿，却沉浸在家庭的欢闹之中。荒原的空气、家里自由自在的气氛、生活富裕的曙光，对黛安娜和玛丽的心灵，犹如起死回生的长生不老药。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她们都寻欢作乐。她们总能谈个不休，她们的交谈机智、精辟、富有独创，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我喜欢倾听，喜欢参与，甚过干一切别的事情。圣·约翰对我们的说笑并无非议，但避之不迭。他很少在家，他的教区大，人口分散，访问不同地区的贫病人家，便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
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黛安娜闷闷不乐了一阵子后问道：“你的计划没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也不可改变。”便是对方的回答。他接着告诉我们，他离开英国的时间确定在明年。
“那么罗莎蒙德·奥利弗呢？”玛丽问。这句话似乎是脱口而出的，因为她说完不久便做了个手势，仿佛要把它收回去。圣·约翰手里捧着一本书——吃饭时看书是他不合群的习惯，他合上书，抬起头来。
“罗莎蒙德·奥利弗，”他说，“要跟格兰比先生结婚了。他是弗雷德里克·格兰比爵士的孙子和继承人，是s城家庭背景最好、最受尊敬的居民之一。我是昨天从他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消息的。”
他的妹妹们相互看看，又看了看我。我们三个人都看着他，他像一块玻璃那样安详。
“这门婚事准是定得很匆忙，”黛安娜说，“他们彼此不可能认识很久的。”
“但有两个月了。他们十月份在s城的一个郡舞会上见的面。可是，眼下这种情况，从各方面看来这门亲事都是称心如意的，没有什么障碍，也就没必要拖延了。一等弗雷德里克爵士出让给他们的s城那个地方整修好，可以让他们住进去了，他们就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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