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你过去总把简叫做你的第三个妹妹，不过你并没有这么待她，你应当也吻她。”
她把我推向他。我想黛安娜也是够惹人恼火的，一时心里乱糟糟的很不舒服。我正这么心有所想并有所感时，圣·约翰低下了头，他那希腊式的面孔，同我的摆到了一个平面上，他的眼睛穿心透肺般地探究着我的眼睛——他吻了我。世上没有大理石吻或冰吻一类的东西，不然我应当说，我的牧师表哥的致意，属于这种性质。可是也许有实验性的吻，他的就是这样一种吻。他吻了我后，还打量了我一下，看看有什么结果。结果并不明显，我肯定没有脸红，也许有点儿苍白，因为我觉得这个吻仿佛是贴在镣铐上的封条。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忽略这一礼节，每次我都严肃庄重、默默无言地忍受着，在他看来似乎又为这吻增加了魅力。
至于我，每天都更希望讨他喜欢。但是这么一来，我越来越觉得我必须抛却一半的个性，窒息一半的官能，强行改变原有的情趣，强迫去从事自己缺乏禀性来完成的事业。他要把我提携到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每时每刻我都为渴求达到他的标准而受着折磨。这是不可能付诸实现的，就像要把我那不规则的面容，塑造成他标准的古典模式，也像要把他的海蓝色泽和庄重的光彩，放进我那变化不定的青色眼睛里。
然而，使我目前动弹不得的不全是他的支配意识。最近我很容易显出伤心来，一个腐朽的恶魔端坐在我的心坎上，吸干了我幸福的甘泉——这就是忧心恶魔。
读者，你也许以为在地点和命运的变迁中，我已经忘掉了罗切斯特先生。一刻都没有忘记。我仍旧思念着他，因为这不是阳光就能驱散的雾气，也不是风暴便可吹没的沙造人像。这是刻在碑文上的一个名字，注定要像刻着它的大理石那样长存。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渴望知道他的情况。在莫尔顿的时候，我每晚一踏进那间小屋便惦记起他来；这会儿在沼泽居，每夜一走进自己的卧室，便陷入了对他的沉思默想。
为了遗嘱的事我不得不写信给布里格斯先生时，问他是不是知道罗切斯特先生目前的地址和健康状况。但就像圣·约翰猜想的那样，他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我随后写信给费尔法克斯太太，求她谈谈有关情况。我原以为这一步肯定能达到我的目的，确信会早早地得到她的回音。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收到回信，我万分惊讶。而两个月逝去，日复一日邮件到来，却没有我的信，我便深为忧虑了。
我再次写了信，因为第一封有可能是丢失的。新的希望伴随着新的努力而来，像上次一样闪了几周的光，随后也一样摇曳着淡去了。我没有收到一行字，一句话。在徒劳的企盼中半年已经过去，我的希望幻灭了，随后便觉得真的堕入了黑暗。
明媚的春光照耀着四周，我却无意消受。夏天就要到了，黛安娜竭力要使我振作起来，说是我脸有病容，希望陪我上海边去。圣·约翰表示反对，他说我并不需要散漫，却缺些事儿干干。我眼下的生活太无所用心，需要有个目标。我想大概是为了弥补这样的缺陷，他进一步延长了我的印度斯坦语课，并更迫切地要我去完成。我像一个傻瓜，从来没有想到要反抗——我无法反抗他。
一天，我开始了我的功课，情绪比往常要低落。我的无精打采是一种强烈感受到的失望所引起的。早上汉娜告诉我有我的一封信，我下楼去取的时候，心里几乎十拿九稳，该是久盼的消息终于来了。但我发现不过是一封无关紧要的短简，是布里格斯先生的公务信。我痛苦地克制自己，但眼泪夺眶而出。而我坐着细读印度文字难辨的字母和华丽的比喻时，泪水又涌了上来。
圣·约翰把我叫到他旁边去读书，但我的嗓子不争气，要读的词语被啜泣淹没了。客厅里只有他和我两人，黛安娜在客厅练习弹唱，玛丽在整园子——这是个晴朗的五月天，天清气爽，阳光明丽，微风阵阵。我的同伴对我这种情绪并未表示惊奇，也没有问我是什么缘故，他只是说：
“我们停几分钟吧，简，等你镇静下来再说。”我赶紧忍住不再发作，而他镇定而耐心地坐着，靠在书桌上，看上去像个医生，用科学的眼光，观察着病人的险情，这种险情既在意料之中又是再明白不过的。我止住了哽咽，擦去了眼泪，嘟哝着说是早上身体不好，又继续我的功课，并且终于完成了。圣·约翰把我的书和他的书放在一边，锁了书桌，说：
“好吧，简，你得去散散步，同我一起去。”
“我来叫黛安娜和玛丽。”
“不，今天早上我只要一个人陪伴，一定得是你。穿上衣服，从厨房门出去，顺着通往沼泽谷源头的路走，我马上来。”
我不知道有适中的办法。在与同我自己的性格相左的那种自信冷酷的个性打交道时，我不知道在绝对屈服和坚决反抗之间，生活中还有什么中间道路。我往往忠实执行一种方法，有时终于到了似火山喷涌、一触即发的地步，接着便转变成执行另一种方法了。既然眼前的情况并没有构成反抗的理由，而我此刻的心境又无意反抗，我便审慎地服从了圣·约翰的指令。十分钟后，我与他并肩踩在幽谷的野径上了。
微风从西面吹来，飘过山峦，带来了欧石南和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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