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晴笑了,她说道:“看来,彭书记有这个想法也的确是想有的放矢。”
彭长宜也笑了一下,他看着舒晴笑着露出的洁白牙齿,感觉她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意图,不然她不会笑得这么会心,就说道:“不瞒你说,我的确有私心。那个时候,我就从我的家庭中,看出了问题。领导家属,是领导干部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筑牢固了,领导的安全系数就会高,就会少给领导找好多不必要的麻烦。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例子,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而且目前我们已经离婚了,再说这些就更不好了。”
舒晴收住笑,认真地点点头,说道:“我保证。”
彭长宜接着说道:“还是在我刚到三源的时候,当决定整顿矿山后,三源那些矿主们就开始钻到我家来了,我家属没有告诉我,就收下了礼物,当然还有现金。这期间我不说天天也差不多总是往家里打电话,但是我家属没有告诉过我,等我回来后,发现了这些礼物还有大量现金,才知道有人来我家了。幸好我家属记下了这些送礼的人名单。尽管后来这些礼物包括现金我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退了回去,但还是伤了一批人,无形中就把我置于这些人的对立面上来了……”
舒晴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什么是极其特殊方式退礼?”
“特殊方式就是非正常的方式。”彭长宜说道:“我没有建廉洁账户,也没有把这些东西充公上交。你不是有钱送礼吗?那就送吧,你送多少,我就收多少,然后,一笔不拉地我都捐给了养老院,学校,包括单个资助贫困生。”
“哦?”舒晴感兴趣地看着他。
彭长宜又说道:“当然,我不是以我彭长宜的名义捐助的,如果那样的话,别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我是一点撤都没有,我做得比较实在,我是以送礼人的名义捐助的,知情范围只有秘书和秘书长两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样,既保住了送礼人的面子,也保住了我自己的清白。”
“这个办法好,看来,如果想退礼,是怎么都能退回去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心想退?”舒晴说道。
“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彭长宜说道:“不过首先声明,我彭长宜这么多年也不是绝对的一清二白,事实上别说我,就是任何人都做不到那么一清二白,但最起码这种时候的钱财我是一点都不敢沾的。我私下就跟个别人说过,我说,我很在乎这个小芝麻官,别看官不大,却是我们家祖宗八辈的坟上冒青烟的结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乌纱帽,说白了就是有官瘾,不想因为自己的私欲弄丢了它,我说还指着这顶乌纱帽过活呢,想把这个官当得长久一些。你今天给我送礼,我就认为你没按好心,就是想买我这顶官帽子,对于爱官如命的我来说,这就跟要我命差不多,你说,对这样的人送的礼,我能要吗?不但不能要,还会把你当做仇敌。”
彭长宜说的很真诚,没有半点的矫情和炫耀:“所以,话还是回到开头我说的那层意思,假如当初我家属打电话告诉我,我就会及时教给她怎么做,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热心捐助’的好心人了。我家属不告诉我的心思我也明白,肯定是舍不得退回去,再有,面对这些送礼的人她也是估量不足。人家既然想送,就会想尽办法让你收下,就不会把礼物带回去。尽管我家属有私心,但她还是用心记下了送礼人的姓名单位,因为她必须对我要有个交代,不然,我就真的没办法以这些人的名义捐赠了。当然,我在后来就给她补上了这一课,给她讲了怎样拒绝他们。其实,作为领导人的家属,要比领导者本人拒礼更有理由,真的。”
说道这里,彭长宜加重了语气:“只要把家门关严就会少许多麻烦的。所以,如果要是你能给家属们讲讲这样的课,我想会对每个干部的仕途大有好处的。还有,光自己做到拒礼还不行,还要从孩子、从家庭利益这个角度去规劝自己的丈夫,要时刻敲警钟,千万不能对这些买你官帽子的人大开方便之门,那样的话,就真的完了。去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批捕的徐炳松,在事后写过一篇忏悔录,他说:像我们这些当官的,也得到巨大好处,老伴、儿子、儿媳,全家都有较好的工作,收入不菲,尽管组织上规定的待遇并不高,但实际上住房、坐车、医疗、吃饭及其他活动交往等等,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组织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确实很多很多。但不容置疑,我确实在贪……被捕后,顷刻之间,我的一切全然发生了改变,巨大的落差使我思绪万千,痛苦异常,我想起了过去创业的艰辛,岁月的磨难……等等,说真的,他的话对我有非常的触动,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有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不同的是,他是监狱里反省时想到的,我却是在自由空间里这样想的。我的一位老领导常告诫我说,细水长流,不用说别的,就是职务上的一些实惠就够我们享受的了,要是再贪的话真的就是不知足,就是找死了。但光是领导个人有这样的认识还不行,对家属也要经常这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少犯错误,才能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所以我说你应该给这些干部家属讲讲课,就讲怎么当好领导的后盾,当然不光包括拒腐,也包括支持、理解丈夫们的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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