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悲观吗？”舒晴问道。
彭长宜答道：“这可不是悲观，这是客观事实。如果认为这是悲观，那就会蒙蔽我们的双眼，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舒晴笑着说道：“呵呵，受教了。”
彭长宜忽然意识到，他不知不觉中，已经掉进了舒晴为他设置的“套”中了。他特别强调：“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与我本身的职位无关。”
舒晴笑了，说道：“我喜欢这样的畅所欲言，再次声明，我只是了解和探讨，绝不写成书面的文字。我一个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既然不能做女娲补天的大事，最起码也能做到杞人忧天吧，或者因为我也是一名党员吧。”
彭长宜不再那么抵触舒晴的论题，他说道：“西方有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在现代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的角色。这一论断对中国而言尤为贴切。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众多的革命现象时也指出，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际决定着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话：得农村者得天下。”
“说的太对了。”舒晴感觉彭长宜不那么抵触她了。
彭长宜说：“尽管我抵触你的研究论题，但其实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恼。这种苦恼是无论如何不能对外人讲的。我现在比在乡镇的时候好多了，我当乡镇干部的时候，尝遍了各种酸甜苦辣咸。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地板干部，什么叫地板干部，就是最底层的干部群体。处在最底层，却肩负着维护一方稳定、发展一方经济的重任，这些基层干部们的行为，是最具体而直接地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和形象问题。然而，这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身心压力没有人更多地去关注、去关心。”
舒晴说：“我想，我现在能理解一些了。”
彭长宜点点头，接着说道：“这是咱们私下里讲，基层干部，真的是苦恼多于快乐。当年我在基层的时候，总是抱怨上级不理解下级，现在我有幸到了原来上级的位置，也烦他们跟你诉苦，只要你一布置工作，任务先搁在一边，他们先跟你强调各种的困难，各种的苦。时间长了，我也懒得听了，我经常这样说：困难有呗，的确有，我知道，因为我也在基层干过，殡葬改革期间，黑天半夜，我亲自抬过死人，清理整顿五小的时候，我带着人，蹲坑守候，风餐露宿，防止冒烟，甚至遭人暗算，基层工作，能没有困难吗？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嘛？国家天天给你开着工资，就是让你喝茶看报纸吗？还有一点，就是山区的干部好管理，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干部越不好管理。”
舒晴问道：“依你看，基层最大的工作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干群关系吗？”
彭长宜摇摇头，说道：“干群关系称不上是最大工作难点，最大的难点我认为是权小责大。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就把这种矛盾比喻成小马拉大车。”
“哦，怎么讲？”舒晴对彭长宜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彭长宜驾驶着方向盘，在稳稳地超过一辆车后，才心平气和地说道：“首先，经济发展是基层最迫切的问题。发展地方经济，恐怕是任何一个基层干部都想做的事，不管上级有没有这样任务指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每一个基层干部的心愿，因为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是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们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内容。再有，就是现在时兴搞一票否决制，这个压力也是最大，你想，上面千斤担，乡镇一肩挑，检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我在北城担任政府一把手的时候，就曾经代表区政府就跟市里一年签过23项责任状，哪一项都能将你一票否决了。”
舒晴点点头，这个情况，确实是基层的实际。
彭长宜又说道：“再有就是稳定的压力也很大，谁都知道，信访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维护稳定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这个你该有一些体会了吧，你参加过信访接待日。还有就征地拆迁是最难做的工作。基层要发展，离不开工业，离不开土地，特别是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拆迁是避免不了的，是基层干部必须面对的难题，我曾经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对付过一个拆迁户，从计划生育、侵街占道都没有找出人家的毛病，没有借口能降服他，无论你怎么给他提高补偿数额，就是不同意拆迁，还聚众到市委大院闹事。”
舒晴笑了，说道：“是你要跳河的那个拆迁户吗？”
彭长宜说道：“是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就是找不到他的毛病！如果他不拆迁，工作就进行不下去，头前那些按规定拆迁的人家，议论纷纷。我真是急了，豁出去了。在他最后一次聚众围堵市委大院，我听说后立刻火冒三丈。朱市长那时是北城党委书记，他见我火了，还嘱咐我，要讲究策略，千万不要激化矛盾，毕竟是在市委大院。我哪还顾得上策略啊，心想你他妈的不就是滚刀肉、油盐不进、荤素不吃吗？我就不信我彭长宜制不服你！到了市委大院后，我二话不说，拽着他就往摩托车上塞。我当时我骑的是挎斗摩托车，带着他一路狂奔，我跟他说，你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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