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曼在电话里听明白俞大开的意思后，说道：“俞老板，这个事恐怕是我不能答应您的，因为，公交站点都是北京方面来的专家，根据人流和交通时段测算出来的站点，如果要是增加站点，必须他们来人，我是做不了主的。”
俞老板不高兴地说：“你当老板的怎么做不主？”
荣曼很是看不起这种暴发户的嘴脸，自己是老板不假，但那就能做主吗？再说亢州现在算是北京一个分公司，所有运营上的一切业务，都纳入了北京的管理体系，就因为自己是出资方，就可以随意干预正常的运营吗？她在心里就一百个瞧不起这个姓俞的，但该有的礼貌还是要有的，她客气地说道：
“不是这个样子的俞老板，亢州从一开始就纳入了北京运营管理体系，我只是出资方，说白了就是一个小股东，运营是另一个部门的事，我是不能随意干涉的。再说，现在胜利公馆的右侧，就有站点，走不了几步的，没有必要增加一个站点。”
俞老板的口气里就又了不耐烦，说道：“这样，建立汽车站点的所有费用我出，不用你们出一分钱，但站牌上要写上胜利公馆几个字，这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荣曼说：“这个倒好说，问题是您的这样要求我认为真的没什么必要，首先是在旁边就有站点……”
俞老板不礼貌地打断荣曼的话，说：“怎么会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的话我就犯不着给你荣大老板打电话了。”
荣曼懒得跟他理论，就说道：“这样俞老板，我把您的要求跟总公司反应一下，您看行不？”
俞大开一听，也只好如此，他说道：“我希望你们总公司尽快答复我。”
说着，率先撂下电话。
荣曼放下电话，鄙夷地“哼”了一声，她就把这事忘记了。
不曾想，过了两三天后，俞老板又给她打了电话，荣曼有些不好意思，说：“对不起俞老板，我把这事忘了，这样，我马上就联系，一会给您电话。”
俞老板不满地嘟囔了一句，但也无可奈何，又放了电话。
这次，荣曼还真是认真想了想这个问题，这才给北京公司当时来测量站点的工程师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明了这一情况，这个工程师当时就给否了，说道：“没有必要，那里走几步就是一个站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距离之内增加站点的。开玩笑呢。”
荣曼说：“我也是这么说的，真是搞不明白他是什么用意？”
那个工程师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门口设一个公交车站，以他小区的名字命名，售票员一天不知要报多少次他的名字，更主要的是，他在卖房广告的时候，可以这样说，公交车到小区门口，他的房价就又竞争力了。”
“哦——”荣曼明白了，她早就应该想到这一层的，只是不待见这个人，就没有费心琢磨他的用意。
挂了工程师的电话，荣曼就给俞老板拨回了电话，把这个意思跟他说了，没想到他一句话都没说，就“啪”地挂断了电话。
荣曼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就有人跟她报告，在胜利公馆前后的两个公交站牌被砸毁。荣曼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她开着车，来到两个站点，就看见了站牌和供候车人等车的座椅以及雨棚，都被砸毁。
她当时气得肺都快炸了，没想到这个愈大拆居然用这样下作的手段来威胁她达到目的。气归气，多年在外经商的的经验告诉她，要忍气吞声，少树敌，就这样，她强压住火气，给广告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人把被砸毁的站牌和雨棚拉走，重做新的，因为这几天天气预报说有雨。
没想到，第二天刚刚换上的新的站牌和雨棚，又被砸了。
荣曼看着狼藉的站牌、雨棚和被掀翻的座椅，她默默地开车离去，不再给广告公司打电话了，也不派人收拾这个烂摊子。她知道，城管会找她的。
果然，城市管理局给她打来电话，告诉她维修公交站点，别影响市容。荣曼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城管局，说有不明身份的人连续两次砸站点。城管局的人说让她报警。
她便到所在辖区东城区派出所报警，所长认识她，对她相当客气，每年荣曼对他们都有所表示。
民警到了现场后，做了笔录，照了相。然后所长说：“荣总，还是换新的吧，我叫弟兄们晚上多往这边看着点。”
荣曼答应了，第二天又叫来广告公司的人，换上了新的。这次，她长了心眼，派了专人带着摄像机蹲坑守候。晚上，在公交车停运后，又来了两三个人，开着一辆皮卡，来到站牌下，下来两三个人，拿着大铁锤，他们大摇大摆地来到站牌下，一锤就将站牌砸得稀巴烂，然后另外两个人就砸毁座椅，又掀翻雨棚，然后坐着车就走了，车子直接就开进了胜利公馆……
第二天，荣曼带着录像带来到派出所，所长一看案子涉及到了俞老板，就面带难色，询问荣曼怎么得罪了俞老板。荣曼笑着摇摇头，表示不知。所长说这个案子要调查一下，单凭他们进了胜利公馆，不能断定这伙人就是俞老板的手下。另外，胜利公馆的工程还没收尾，工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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