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此时，延安也日夜关注着华北局势，1937年7月8日和7月23日，中共中央两次发表宣言，指出“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放弃任何妥协立即实行抗战，并致电宋哲元和蒋介石要求共同抗日。
（二）.
1935年，根据《何梅协定》，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还有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宪兵三团，蓝衣社等特务机关被迫从平津两市和冀察两省撤退。由原来中原大战后残存的西北军各部组成的29军，进驻两市两省。29军长宋哲元还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华北一方诸侯。
宋哲元负责维持冀察政局，被外敌内奸威胁引诱，进退两难，穷于应付。为了躲避，宋便借为父亲修墓和养病为名，于1937年2月底离开回老家，以佟麟阁代理军长职务，直接负军事指挥之责。
1937年7月7日在宛平正式打响后，而身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一直在是战是和中徘徊。
在南京政府和29军的部下的一再催促下，7月12日，宋从山东老家回到天津；他不曾料到29军副军长秦德纯等人已与日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宋哲元轻信秦等说日本决心把此次事件作为“地方化”、“就地解决”的“不扩方针”，于12日发表了力主“和平”解决的看法和主张，竟承认了秦德纯等所签订的所谓停战三项协定。
7月19日，宋哲元由天津返北平后，仍幻想和平，竟下令打开封闭的城门，撤除防御沙包等。
当他后来发现日本鬼子増兵，并已三面包围了北平时，他才如梦方醒。7月27日才把他作为预备队的赵登禹师派上去，28日日军就全面发动进攻，显然为时已晚。
还未开打，29军在判断战场形势和排兵布阵上就先输了两阵。虽然有佟麟阁、赵登禹和李文田率领的前线将士的英勇无畏，但29军在整个华北的失败已在所难免！
（三）.
从7月7日的卢沟桥，到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天津的整个过程清楚地表明，它是当时日本政府和所谓上层的共同意志，绝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它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是日本长期以来侵华野心的最终全面实施，也绝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中国已经丧失了台湾、澎湖列岛和东北等一系列领土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日本还霸占了中国剩余领土内一系列军事、经济主权，更甚而要侵占华北，中国已经到了忍无可忍、不得不还手的最后地步了。日本知道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的退让，渐进式的蚕食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行不通了。为此，日本急不可耐地抛弃了渐进式蚕食的方法，为了实现预定的大陆政策，对中国开始全面出击，企图根本上灭亡中国。然而，侵略者总要给自己粉饰一下，说什么是由于中国的“反日”行为才造成了日本的被迫反应——简直是一派胡言，潜台词无非是“中国应该顺从地接受日本的统治、占领和奴役”。
而中国当时的南京政府呢，虽然蒋好似比宋哲元等较早看出了日本的野心，但命令总是模棱两可，
（四）.
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毛主席也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但这除了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以外，并不能改变平津这两座华北最大城市陷落的实际，又有多少中国人一夜之间成了亡国奴？
（五）.
从1874年侵略台湾起，日本近代史上发动的14次对外侵略战争中，10次针对中国。挑衅的次数，多的更是无法统计。日军的铁蹄从中国的东三省踏至内陆。
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是中国的4.4倍；钢铁产量580万吨，是中国的145倍。
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卢沟桥的枪声好像看起来偶然，29军的失败，好像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客观因素，但当时国力孱弱的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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