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喜剧与悲惨世界
写一套《人间喜剧》的最早念头,于我原像是一场好梦,又像是一再憧憬过却又无法实现的一种设想,只好任它烟消云散;更像一位笑容可掬但却虚无缥缈的仙女,一展她那处子的娇容,就振翅扑回了神奇的天国。不过这场幻梦也像许多别的幻梦一样,正在演变成为现实。它颐指气使,令到必行,人们对它只好遵奉唯谨。
一八四二年七月,巴尔扎克是这样为《人间喜剧》撰写导言的,他雄心勃勃地决定写一百三十七篇小说,后来最终完成了九十一篇。那一年,大师四十三岁,大腹便便,形同巨人,标准的吃货老饕,每餐可享用一百多个牡蛎、十二块羊排、四瓶葡萄酒。
今日,距离巴尔扎克的年代已过去一百六十多年,巴黎从聚斯金德笔下的《香水》中肮脏污秽之都变成全球小资向往的圣地。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像从板砖形状的大哥大进化到了iphone7,可打电话的功能依然没变。然而,变化真的如此之小吗?
二〇一四年,三月的最后一天,我想要开始写“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的那个念头,恐怕也像梦一场,突如其来,却挥之不去。而今想来,那场梦早有预兆,无非是何时来到,怎样到来,这几乎可以追溯到我在小学时代看完《悲惨世界》的时候,对,就是《珂赛特的眼泪石一夜》里提到的那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的《悲惨世界》。那时我在上海市北苏州路小学读书,常住外婆家,就是《老闺蜜的秘密一夜》里天潼路799弄的旧房子,至今记忆里还有那个小阁楼。我的文学启蒙几乎是从连环画开始的,有本小人书叫《吝啬鬼》,画的就是《人间喜剧》里的葛朗台。十岁那年外婆脑溢血离世,我转学搬家到曹家渡,每天坐两站公交车到长寿路第一小学读书。而我读过的第一所小学,已在二十一世纪被夷为平地。我读过的第二所小学,后来也差点被关闭,几年前又以回民小学的名义重新开张。而我读过的初中叫五一中学,很不幸在我毕业后不久被拆了,现在那里是个巨大的夜总会,整个长寿路上最为堂皇的建筑。
初中毕业后我接受职业教育,学校的环境荒凉,周围全是工业区。我们踢足球的时候,经常把球踢到隔壁的工厂。那家厂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广东人的公墓,名为“联义山庄”,阮玲玉死后就埋葬于此。彼时我常幻想在冬天的黄昏,骑在工厂围墙上看到阮玲玉的香魂——那就是南明中学与“魔女区”的原型。而今那学校早已不复存在,工厂也都被拆光了,造起高大上的楼盘,据说房价最高每平方米八万块了。
再往后几年,我在上海邮政局上班,同一个办公室的退休老干部,跟我说起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白茅岭监狱那场可怕的狼灾。
那一年,我在榕树下“躺着读书”论坛,发过一个帖子,感叹莫言有高密东北乡,余华有浙江海盐小镇,苏童有香椿树街,贾平凹有商州,张承志有西北回族的黄土高原、黄泥小屋——那一代人,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伟大的作家,都各有各的乡愁,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有什么?
在长大成人的这些岁月里,我眼睁睁看着自己住过的家,读过的小学和中学,工作过的地点被一一拆除。想要寻找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无论以前搬过多少次家,寻访所见都是相同光景: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但已不是故乡。记忆中的一切面目全非,就像一个被送去韩国整容回来的姑娘。我们是没有故乡的一代人,或者故乡已成他乡。
直到有一天,当我写了“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十几篇后,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什么——在这个时代,所有人的故乡都会被毁灭。唯独记忆不会。记忆保存了我们全部的童年与青春期,哪怕只是昨天。记忆也不仅是自己的一生,还有我们的父辈,甚至远在我们出生之前的祖先们。有些人徒劳地寻找“精神故乡”,干脆逃离城市云游四方。而对于出生在这里的我来说,根本无处可逃,也是川流不息的天命。当我为此而烦恼之时,却忘了这恰好就是我们的乡愁。
汪峰在《北京北京》里唱道:“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十九世纪并不遥远,在巴黎的穷街陋巷里,大概也住满了这些追梦的人。于连在德·拉莫尔侯爵的府邸里抄写情书;玛蒂尔德在每年的四月三十日为祖先而身着孝服;冉阿让守卫着他的珂赛特宛如吸血鬼不能走到阳光下;高老头、拉斯蒂涅与伏脱冷寄居在包罗万象的公寓里,就像在二〇一六年欧洲的寒冬中逃亡的阿拉伯难民们——就在此时此刻,这个刚刚开头的世纪里,在中国的许多个城市,上演着大体相同的故事。没有什么天生的贵族,仿佛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也没有什么天生的贱民,你确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出人头地。
而在过去的七年里,我把工作室搬回了长寿路,从阳台上俯瞰长寿公园,流浪歌手与广场舞大妈们轮流“冲上云霄”。每逢夜幕降临,美丽的姑娘们盛装出门上班,我把她们个个想象成卡门,而不是茶花女或杜十娘。就像你看到的《长寿公园的凡·高与卡门一夜》,虽然我从没见到过凡·高。黄昏的公交车站边,每个人的目光疲惫不堪。我走过一个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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