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上市公司，用开玩笑的说法，你是做“大奶”还是做“二奶”“三奶”，也要做个选择。上市公司做大了以后，如果你是大股东，那你赚钱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少，因为你不能退出，你是创办者，你一退出股价就下来了。而且，现在中国证监会限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的减持，你也没法儿卖。股价好的时候，你想卖他不让你卖；股价坏的时候，他还要让你增持，这就是你做“大奶”的代价。“大奶”只负责体面和维持秩序，表示你的事业还在。但是，很多上市公司的二股东、三股东非常爽，股价好了就卖，有问题、有危机的时候也不需要他出面，因为实际控制人不是他。而且他的股份也不算太少，你30～40，他20～30，他可以减持10。所以，很多人不选择当“大奶”。
比如百度，李彦宏到现在为止都没卖过什么股票，但百度早期的创始人，那些“二奶”“三奶”都卖了，结果不到40岁就退休了，现在每天在家里“盲品”，就是蒙着眼睛品酒的味道，然后到处去玩，开心得很。等到经济状况实在不好的时候，他再入市收购一家公司，就可以当“大奶”。他永远有当“大奶”的机会，但他先把“二奶”的钱套现了。所以，在股权的安排上，我们要兼顾很多因素，包括刚才讲的利益问题、治理问题、自我约束，也包括实际套现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搞海外上市，一方面当“大奶”，另一方面通过家属或朋友安排一些其他的可流通的股份来平衡。
我不追求传奇
第三方面的问题，效率问题。说到效率，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一个人说了算多快呀，五六个人商量，慢、扯皮。实际上，这里还是有算不清的账，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集权有效率，还是相对民主的、有程序的管理有效率。大家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比较，首先是点上有效和系统有效。集权是点上有效率，系统没效率。什么意思呢？比如朝鲜的先军政策，什么都以军事为先，点上很有效率，但饿死了300万人，系统是无效率的。再比如我们办奥运会花了约4000亿元，全国很多事都停下来了，系统成本太高。
我们万通和别的公司合作，私人公司和跨国公司对我们的批评是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私人公司总批评我们万通像国企，太慢。当然，在批评过程中，它在规模等各方面与我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后来我想想，私人公司也有道理。为什么？它是比点上的效率。我们曾经和一个私人老板合作一个项目，他是自己在那儿卖楼，而我们是经理人在卖楼。我们的经理人都不敢自己做决定，他一个人就把什么都决定了，反正最后干坏了他自己也认了。所以，他效率极高，晚上不睡觉都行，而我们的经理人下班了肯定要休息，要有假期，公司还有一些后台支持，总体来讲效率就低。但这个私人老板只能做一个项目，到现在他做了快20年了，一直是做一个项目。万通现在已经做了300个项目了。所以，私人老板总认为规范的、正式的组织和系统没效率，因为他是点对点比，他不建系统，因为系统是有成本的，很慢。
跨国公司总抱怨中国企业太灵活了，什么事都想变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比如我们招标一块土地，大家知道，在中国，招标这事，如果大家都商量好了，找几个朋友来投就可以了。因为必须有人来投，有些领导会说希望哪几家来投，这种事在中国并不违法。但在跨国公司看来，这是不行的，这叫违反公平交易法。大家谁都不知道谁，这才叫投标，如果事先都知道了，那这事就不行。
那么，到底是系统有效率好，还是点上有效率好？这就要看你追求的目标，如果你想把事业做大，那就要讲求系统的效率，而不是点上的效率。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想给哪个领导钱就给哪个领导钱，1000万元现金说拿走就拿走了，点上是很有效率，但系统没人管你，没人提醒你，到时候一反腐，你和企业就完蛋了。这叫系统无效。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办奥运会总共花了约4000亿元，中央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指导委员会，全国人民都支持，花了四年，终于把这个奥运会办完了。美国的世贸中心被拉登炸掉，整个重建项目花了360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成本和我们办奥运会是差不多的。但是，整个世贸重建项目没有政府管，也没有成立什么特别协调小组，人家就是按商业合约做。
最有意思的是，有个犹太人在“9·11”事件发生前取得了世贸中心的租约，世贸被撞了以后，他要求赔偿。他找律师想了一个招儿，要求赔偿两次。为什么赔两次呢？因为世贸的两座楼倒塌前后隔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这等于是撞了两次，所以要赔两次。当地的老百姓和舆论就说这人太奸诈、太精了。后来律师说“9·11”事件就一次，而且这两座楼的基座是连起来的，所以是一座楼。他说我看着是两座楼，双方就这样扯来扯去。这要是在中国，全国人民受了这么大的伤痛，政府还能允许你在这儿扯？这哥们儿就非要打官司，要求赔两次，也不管媒体怎么看。后来判的是赔一次，他就认了，不再说什么。在我们来看，这事太没效率、太扯了。
世贸大楼重建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当时大楼的地基已经建好，拿水泥封住了，突然有个“9·11”事件遇难者的家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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