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拼音更只是“工具的工具”——它就相当于二胡演奏员偶尔使用到的那块松香，可以让弓毛更润滑，却用不着在每个孩子初学二胡时就先去花费好长时间学习关于松香的知识——可这个“工具的工具”现在却变成了工具本身和目的本身，以至于居然有人提出中国文字以后要用“拼音”完全代替“汉字”。这样荒谬的想法不但被公然提出，竟然还引起讨论，真是不可思议！
同时我们还忘记儿童学习需要的是形象、有趣、整体感知等特点，一上学就把他们拉到枯燥而抽象的字母和生字上来，孩子们为此付出了痛苦的努力，却收获不到学习的快乐，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只学到了很少的东西。
有一次看到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的王东华先生说了这么句话，觉得说得很好。他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用教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教中国的象形文字。在过去，一年的私塾教两千多字，现在把我们国家两千年优秀的识字教育抛弃了，孩子们到三年级都看不懂东西。
从语文教材的文本选择上看，平庸之作非常多，不少作品从思想性、趣味性到文字的精致上，都算不得上品，却进入了教材。
陶行知在七十多年前就批评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没有把最好的文字收进去，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逊漂流记》一类的小说时，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晚上，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看完才觉得痛快。以零碎文字做中心的教科书没有这种分量。”他把这种教科书比喻为“没有维他命的菜蔬”和“上等白米”，“吃了叫人害脚气病，寸步难行”。[12]
陶先生还说：“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嚼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陶先生在几十年前抨击的现象并未改善，且愈演愈烈。
当代著名作家孙郁曾做过一段时间中学教师，他从自己在七十年代接受的语文教育和后来当教师的经历中，对语文教育深感失望。可到他的女儿长大上学了，他有一回翻女儿的课本，大吃一惊，他曾经教过的令他失望的篇章在女儿的教科书里比比皆是。[13]
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评价说，我们语文教材的编选基本停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水平。[14]这实在是一针见血。
从教学上来看。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仍然沿用生字、解释词语、分析意义、体味思想，以及大量的现代文背诵等这样一种八股教条。
哪些字是生字，哪些词是生词，都是教材规定好的，学生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去写去背这些“生字”和“解词”，即使这些字和词早已是大多数孩子熟知的。
和语文教材同步下发给老师们的“语文教学参考书”早已规定了如何解读每一课。当代著名教育家、特级教师李镇西博士批判现在的语文课成为思想专制的场所：“学《孔乙己》只能理解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学《荷塘月色》只能理解这是朱自清对大屠杀的无声抗议……学生的心灵被牢牢地套上精神枷锁，哪有半点创造的精神空间可言？”[15]
我知道一些孩子为了上课能准确回答老师的提问，会想办法弄本教材参考书来，这样他们在语文课堂上就能“正确”地回答出许多问题。
语文课本上经常有很多现代文背诵要求。由于现代文是口语化的东西，它在文字上是开放的，不像古典文学那样词句严谨。而要孩子背诵的，多半是一些很平常的段落，根本达不到“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的境地，但考查时却要求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把一个开放的东西背出严谨来，孩子们唯恐出错，比如不能把“狠狠打了他一下”背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仅仅是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地”字，那也不行。每一个标点都要死死记住……背诵的目的只是为了“正确”，而不是为了体悟，不是为了把经典刻进记忆和思想中，只是为了考卷上不丢分。手段和目的在这里被完全搞乱了。
从教师的语文素养上看，多年来僵化而单一的教学方式，使语文教师这个群体的专业素养大大退化，“语文教师”这个角色所暗示的学科素养是如此苍白。我亲耳听到一位校长在谈到一个教师的工作安排时说：“教不了别的，还教不了语文吗！”
圆圆在小学时，老师经常强调：“学语文就是要背课文，凡是背课文好的学生，考试成绩就高。”上初中后，遇到更令人吃惊的语文老师。那个老师非常“敬业”，经常给学生留大量作业，其中好多作业没来由。比如把“无精打采”归入“生字”类，要学生们查字典给每个字注出读音来——对于已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这四个字哪个是生字呢？还比如让解释什么是“咳嗽”“力气”“骄傲”等，而这些词多半在汉语大词典上都查不到注释，学生们只好用更为复杂的文字来“解释”这些“生词”，这样的作业能让人气破肚皮。
我记得有一次圆圆做这种作业时很烦，说看来“吃饭”“喝水”也得解释了，于是我们干脆玩游戏，一起对“吃饭”给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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