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圆两只小手抓着栏杆，慢慢地一点点往上移，我在旁边护着她，提防摔下来。
这时，又过来一个比她稍大些的小男孩，看圆圆那样子，就也要从另一侧沿着栏杆走，他妈妈说：“好好走路，听话！”强行把孩子拉走了。
圆圆很费力地终于爬上了天桥，非常兴奋，还想沿着栏杆从桥这头走到那头。亲戚说：“圆圆乖，咱也像那个孩子那样听话，不走这里了，好吗？”我顾及到亲戚的情绪，也对圆圆说：“下来走吧，咱们快点走好不好，这样太慢了。”圆圆说不，又抓住栏杆，一步步往前挪。我看她其乐无穷的样子，也就不管她了。
终于过了桥面，该往下走了，她还是要好奇地尝试一下沿栏杆往下走的感觉。走了一半可能是没新鲜感了，也觉得确实不方便，才下来。
过这个天桥，本来一分钟就可过去，现在花去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我能感觉出亲戚在旁边的不耐烦。她笑着对我说：“你真是个好妈妈，孩子这么不听话，你还那么有耐心，我看你总是听孩子的，她说要干什么你就让她干什么。”
我非常理解亲戚，她当时还没孩子，不知道每个小孩子都是“不听话”的。我在心里向她说抱歉。在成人利益和孩子利益间，我首先要选择孩子的利益，哪怕当时领的不是我的女儿，是她的孩子，我也愿意陪孩子慢慢过天桥——我们本来就是带孩子出来玩，为什么一定要把去天安门广场看作是有意义的，把过天桥看作是没意义的，孩子在哪里玩不是玩呢？也许在圆圆眼里，天桥比广场还有趣得多。
我和圆圆爸爸作为父母的“听话”在别人看来有时候做得过火。圆圆十二岁时的春节，我们开车从北京回内蒙古过年。本来计划初八走，吃过早饭后，我们都拎起大包小包准备走了，圆圆磨蹭着穿衣服，不情愿的样子，说奶奶家待那么多天，姥姥家才待两天，没和两个姐姐玩够。看她和两个小姐姐难舍难分的样子，都要哭了。我们考虑晚回去一天也没什么大不了，只是我和她爸爸回京没有休整时间了，头天下午回去第二天马上上班。于是决定当天不走了，脱了衣服，把已搬到车上的东西又拿回来。三个孩子高兴得跳起来。圆圆的姥姥担心我们这样回去会太累，觉得我们太纵容孩子了。
但我们这种“纵容”并没有把圆圆惯成一个唯我独尊的人，恰恰相反，她非常善解人意，凡见过圆圆的人都说她既懂事又稳重。她确实成长得比父母更完善。我们真心地尊重她的各种想法，尤其她逐渐长大、变得越来越懂事后，我们有什么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时，就会和她商量，听取她的想法，在她面前真正变成“听话”的家长。
作为家长，我们当然不是件件事都“听话”，在圆圆的成长中也跟她发生过许多冲突。但现在想来，几乎所有的冲突都反映了家长的问题，也就是说都包含了家长对孩子的不理解或解决问题方式的不得当。
圆圆大约四岁时，我和朋友小于带着圆圆和小于的小女儿暄暄到老虎山公园玩。我们沿一条小土路往山上走，两个小女孩跑在前面，她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干干净净的。我和小于跟在后面，一边聊天一边关照着前面这两个让人赏心悦目的小姑娘。
她俩走着走着，突然都四肢着地，手膝并用地在土路上爬。我和小于看到了，都赶快喊她们起来。她们不听，还在那样爬，我们就跑过去，把她们都拉起来，给她们拍拍土，批评她们把衣服弄脏了。两个小姑娘都显得不高兴。
这件事像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一样，我转眼间就忘了。直到几年以后，圆圆小学四五年级时，她有一次批评我不好好理解她，忽然提起这件事。
圆圆说那好像是她第一次爬山，她当时和暄暄在前面走着走着就觉得很好奇：这明明是在往山上走嘛，为什么叫“爬山”呢？她们觉得“爬”这个词好玩，为了让自己真正“爬山”，决定四肢着地爬一爬。结果她们刚开始“爬”，我们就在后面叫起来，弄得她们很扫兴。
我听圆圆这样说，才想起好像有这么回事。我又心疼又后悔地问圆圆：“你为什么当时不说出你们的想法呢，要是妈妈知道你们是这样想的，肯定不会阻拦了，你们的想法多可爱啊。”圆圆说：“当时我们那么小，心里那样想，可嘴上一下说不出来。你们要是慢慢地问问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也许我们能讲出来。”圆圆接着批评说，大人就是经常不动脑筋，瞎指挥小孩，还总是怪小孩不听话。
圆圆的批评让我心服口服，是啊，爬山为什么不可以“爬”呢，“爬”是多么趣味横生的一件事啊！衣服脏了可以洗，磨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就为了怕弄脏衣服这微不足道的理由，就把孩子这样一次充满乐趣的尝试给破坏了，唉，真是失误啊！
这种失误有多少，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去想。假如时光重走一遍，我一定会做得更好些，绝不那样武断地对待孩子。
儿童的意识发育和语言表达能力常常不同步，很多东西想到了，但说不出来，或者是说出来的和他们的本意有很大的距离。他们用得最多的表达方式是听话或不听话，顺从或反抗，欢笑或哭泣。大人不要简单地认为前者好，后者不好，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让孩子“听话”。一定要从他们的各种表达中，听出孩子的心声。还要想办法引导他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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