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科举。
事实上，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何况与百丈怀海同时期同辈分的，还有南泉普愿、兴善惟宽、药山惟俨、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为一时之选；而科举完全成熟，禅宗大行其道，则又都是在唐以后的宋代。请问这是巧合呢，还是天意？[16]
都不是，是理所当然。
前面说过，消灭士族地主是隋唐的历史使命，庶族地主也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当门阀政治穷途末路日薄西山时，科举制度就被发明出来。它不但为帝国的文官集团建立了人才库，实现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也相对公平地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贫寒之士不用考虑门第族姓，凭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岂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众生？
的确，寒门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这就是新时代，也就是大唐梦，而且是可实现的。难怪庶族与禅僧要惺惺相惜了，因为他们共同挑战着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也难怪禅宗会成为时代发言人了，因为正如玄学化的般若学是门阀地主的意识形态，禅宗则属于勤劳耕耘的寒门庶族。战胜了关陇勋贵和山东豪门后，他们将成为时代主人。
何况禅宗还告诉大家，入世与出世，求官与求佛，并不矛盾，因为成佛只在一念之间。金榜题名固然好，科场失意或削职为民则无妨退而参禅。这就为那些苦读于寒窗，颠沛于仕途，沉浮于宦海，纠结于穷达的人，提供了得意时的憩息地，失意时的避难所。当然，是心理上的。
与此同时，士大夫和知识界的心境开始变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倾向于内省。因为安身已由科举解决，立命则可以交给禅宗。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这是中唐到两宋的基本调性。
时势造英雄，也造观念。
当然，这同样有一个过程，而且也同样有趣。
通往自由之路
马祖道一刚开始学佛时，也是坐禅的。
于是，南岳怀让便去禅房看他。
怀让问：年轻人，你在这里坐禅，究竟图什么？
道一说：成佛。
南岳怀让便找了块砖头，在墙上磨。
道一问：和尚磨砖干什么？
怀让说：做镜子。
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
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道一问：那要怎么样？
怀让说：牛车不动，该打车，还是打牛？
道一答不上来。
怀让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学坐禅，还是要学做佛？如果学禅，禅非坐卧；如果学佛，佛无定相。像你这样整天坐禅，这不是学佛，是杀佛。
马祖道一如醍醐灌顶，顿悟。[17]
现在看，怀让不愧为惠能的亲炙弟子，确实已得六祖的真传。实际上禅宗的宗旨，就是心性本净，佛性本有，无念为宗，见性成佛。这一点，惠能说得很清楚：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18]
这就是怀让不主张坐禅的原因。禅是车，心是牛。牛不肯走，你打车干什么？佛就在你心中，怎么不去找？
当然，牛若肯走，车也可坐，否则仍是执迷。
因此禅宗的修行主张是：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19]
这当然是革命，也是颠覆。因为佛教之教法和证法的核心就是佛、法、僧，号称三宝（梵文triratna），皈依佛门就是皈依三宝。禅宗作为革命派，当然要颠覆。问题在于，心是看不见的，悟道却需要契机，传法也需要载体，牛和车都不可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向何处求？
生活，实践，大自然。
的确，禅宗跟庄子和魏晋名士一样极其热爱自然。因为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有“自然而然”的意思，与禅宗主张的“觉悟不假外求”高度一致。因此在禅宗这里，自然界最有佛性，也最接近无上正等正觉，正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20]
于是，修禅就变成了休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21]
也是泛舟，是垂钓，是一无所获：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22]
般若智慧，就这样变成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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