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那要称为“吉哈德”（jihad）。
吉哈德往往被理解为圣战，其实不然。它的阿拉伯语本义是奋斗，用于伊斯兰教则是“为主道而奋斗”，包括但并不特指战争。何况为真主而战只是“小吉哈德”，让安拉喜悦才是“大吉哈德”，比如萨拉姆（，和平）就是。这就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尽管谁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
因此，阿拉伯人堪称温和的征服者。他们扩张，但没有破坏；占领，但没有迫害。他们的统治比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苛政更容易让人忍受，结果是许多地区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军团到来时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早就得知，伊斯兰旗下叙利亚的同教派兄弟比自己过得更好。[18]
这就是教训。
教训让人成熟。伊斯兰教之所以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基督教在前面蹚路。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源头都在犹太教，而犹太教是既苛严又高贵的。唯其高贵，所以苛严；唯其苛严，所以高贵。这才会对教徒的生活作出那么多的明确规定，而且那些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持民族和信仰的纯洁性。[19]
这种高贵感和纯洁性，使犹太人在地中海文明圈里成为特立独行的异类。要知道，把宗教当作艺术的希腊人决不道貌岸然。只要好玩和开心，他们并不在乎伤风败俗。打个比方说，犹太人就像佛教的律师，希腊人则有点像禅师。
对希腊文明亦步亦趋的罗马人也一样。
因此，当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独立出来，尤其是大量外邦人皈依时，就面临一个难题：还要不要一丝不苟地坚持和延续犹太教的仪轨？比如，要不要割去新教徒yīn_jīng的包皮？犹太人是要的，因为那是与上帝立约的证据。何况犹太人的想法跟我们并不相同。物以稀为贵。未能成为世界宗教在我们看来是个遗憾，他们却没准引以为豪。[20]
决心革故鼎新的基督教却不能这样想问题。相反，新宗教必须在信仰体系、教徒来源和生活方式三个方面都与老大哥画清界限。最后，占上风的意见认为，基督的牺牲和爱已经把我们从戒律中解放出来。新宗教不再是犹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与上帝签约的技术性问题也不难解决，那就是用谁都可以接受的洗礼替代让成年男子难堪的割礼。[21]
宽容才能壮大，改革才有前途，这就是结论。
基督教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却又陷入了异端与正统的长期纷争。如前所述，正是诸如基督究竟只有一性还是二性之类的争端，把帝国和教会都拖入了泥潭。结果是基督教文明圈自毁长城，阿拉伯穆斯林乘虚而入，异端教派阵前倒戈，西部东部分道扬镳，想想真是何苦！
伊斯兰教就要简单得多。首先，他们明确宣布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之子，这就没什么可争。其次，他们也没有特选观念，而是代之以安拉的普慈和特慈，即拉赫曼和拉希姆。拉希姆（特慈）就是在后世对穆斯林中的信仰坚定者和生前行善者独赐恩惠，拉赫曼（普慈）则是在今世对所有人都普施仁慈。普施仁慈就大公无私，独赐恩惠就赏罚分明。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而且简单明了。[22]
简单是最接近真理的，简单也是最容易实行的。希腊的科学，中国的禅宗，都得益于简单。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世界宗教，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又没有那么简单。至少，与政治的关系就是问题。
王权与教权
与政治关系最深的是基督教。
犹太教就没有这个问题。首先，犹太人很早就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国家都没有，哪来王权与教权之争？其次，犹太人也没有教会，无法形成与政权对抗的力量。因此，尽管他们在罗马人的眼里是精灵古怪和团结一致的，却又同时是易于识别和安分守己的，帝国对他们大可放心。
基督教则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实现身份认同。结果，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基督徒，任何地方也都有可能出现基督徒。重要的是，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的组织，而且教会的号召力还不亚于政府。那些基督徒甚至宁可被扔进角斗场喂狮子，也不肯为帝国服兵役。[23]
罗马不能不镇压，尽管他们总体上是宽容的。
当然，帝国和教会最后还是“咸与维新”了。前者发现一神教其实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后者则表示愿意支持“正义的战争”。可惜基督教并非救命稻草，教会这只大猫更不是可以饲养的宠物。因此，虽然握手言欢对双方权力的增长都不乏推动之功，但在度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蜜月期后，有着自己财政收入、法律法规、行政体系和众多民众的教会便开始与帝国分庭抗礼，并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教廷”。[24]
之后，借用中国的名词，便是教廷与朝廷的明争暗斗甚至公开翻脸，那些心怀鬼胎的封建领主和独立自主的大小城镇则扮演了墙头草的角色，哪边有利就倒向哪边。斗争也从来就没有过压倒性的胜利，教廷和朝廷都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底线：教皇不会说自己是皇帝，帝王也不以教皇自居。
当然，这种争风吃醋只发生在欧洲，君士坦丁堡的规矩却是最高主教（牧首）由皇帝指派并管辖。拜占庭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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