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宗则偏偏为这种怀疑提供了证据。从佛教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僧侣就坚持不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理由是他们已经出家，是佛弟子而非臣民。这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观念当然是严重的挑战，净土宗的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却还要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据理力争。这不能不让佛教与皇权结下梁子。
他们的另一做派也让儒家不满，那就是单身和姓释。要知道，过不过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生不生孩子，却是全社会的事。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请问我们的民族将何以延续，劳动力又从哪里来？长此以往，岂非亡国亡种？
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毕竟，中华文明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心的凝聚靠的是祖宗崇拜。既不生孩子，又不随父姓，西周奠定的文明基础岂不会被彻底颠覆？那可比改穿夷狄的服装，甚至比让胡人当皇帝，都严重多了。
不敬王者是无君，不随父姓是无父。无君无父那就是qín_shòu，更不用说还要断子绝孙。因此，尽管慧远一再申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皇权政治，在家修行的居士也仍然应该尽忠尽孝，但疑虑依然无法打消。[5]
事实上，如果佛教的教义也是忠孝，则他们多余；如果反对忠孝，则他们危险。显然，仅仅只有净土宗，是无法让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必须有一种与儒家lún_lǐ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禅宗应运而生。
禅宗故事
佛祖在灵山说法那天，不知道有没有花。[6]
照理说是有的，而且应该从天上掉下来。南梁高僧云光为梁武帝说法时，就曾感动得花儿在空中缤纷而降，叫“天花乱坠”；东晋高僧道生在虎丘山讲经时，山上的石头都连连称是，叫“顽石点头”。释迦牟尼，当不亚于此吧？[7]
不管怎么说，佛祖“拈花示众”了。
他拿起一朵花给大家看。
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弟子摩诃迦叶（叶读如社）破颜微笑。于是佛祖说，从今天起，我另外开辟一条传法的途径，什么话都不说，只靠相互之间的心心相印。这个新的法门和宗派，现在交给摩诃迦叶。[8]
禅宗，就这样在会心一笑中诞生。
它的宗旨，则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但这故事靠不住。因为释迦牟尼创教，跟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一样，从来就靠言说。佛经也像《古兰经》，是弟子们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往往开头就说“如是我闻”，意为“我是这样听佛祖说的”。摩诃迦叶也不是什么“道体心传”的开创者，反倒是将佛经编纂成书的发起人。[9]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dadhi，专注）合为禅定，跟鲜花和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外来和尚菩提达摩（boda，又译菩提达磨）倒是确有其人，而且见过中华皇帝，时间是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公元527年（南梁普通八年）。当时这位最大的佛教赞助商正志得意满，因此开口便问自己有何功德。
菩提达摩说：并无功德。
没人想到会有这样的回答，菩提达摩却理直气壮。因为学佛原本为求解脱，梁武帝却要求福报，岂非南辕北辙？如果捐了钱就要得好处，跟做生意又有什么两样？
梁武帝却死不开窍。他问：如何是真功德？
菩提达摩说：这个世上求不来。
梁武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菩提达摩说：空寂孤独没有圣。
梁武帝再问：回答朕的是什么人？
菩提达摩说：我不认识。[10]
这就无异于鸡同鸭讲，两个人只好分道扬镳。梁武帝继续去种他的福田，菩提达摩则去嵩山少林寺面壁。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渡过长江的，叫“一苇渡江”；在那个山洞里一动不动坐了很久，叫“面壁九年”，直到一位僧人为了拜他为师在大雪中站了一夜，还砍断了自己的左臂。
那个僧人就是慧可。
达摩问：你如此这般，要求什么？
慧可说：我心不安。
达摩说：把心给我，我帮你安。
慧可说：我的心拿不出来。
达摩说：我已经给你安好了。
于是慧可豁然开朗。
得到真传的慧可成为菩提达摩的衣钵传人——达摩在临终前把一件袈裟和一个钵盂传给了他。袈裟是木绵的，所以叫木绵袈裟。木绵不是木棉（英雄树），而是棉花。那时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只有丝绵。于是，印度才有的棉花便被称为“木绵”，意思是从植物那里得到的“丝绵”。
慧可得到的衣钵非同小可，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祖交给摩诃迦叶，又经过二十八代传到菩提达摩手里的。这当然是故事传说，却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禅宗是宗派不是学派。学派只需要思想观点一致，宗派却还要有组织关系。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名正言顺地传下去，也需要类似于传国玉玺那样的东西。衣钵，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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