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却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至少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政治上也必须有所更新。他在战后颁布一系列的法令，主张抑制兼并，以法治国，唯才是举，甚至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观点，就是证明。[52]
曹袁之别，即在于此。
换句话说，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所以，曹操和袁绍要联合起来反对破坏秩序和扰乱天下的董卓，却又会在董卓之后分道扬镳，甚至决一死战。
因此，官渡之战不仅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更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在社会地位上，是士族与寒族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家与法家之争。这里面没有调和的余地。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新政权和新秩序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53]
事实也是如此。
于是，历史的日程表被彻底打乱。在董卓时期，士族地主阶级虽遭重创，却还可以寄希望于“士族兼军阀”的袁绍。袁绍一败，这一线希望也就化为乌有。
看来，在这个军阀的时代，士族是没戏了，哪怕他们同时把自己变成军阀。
能够叱咤风云的，只能是非士族出身的人。
比如刘备和孙权。
刘备和孙权都不是士族，也都是军阀。但与曹操不同的是，他们的政权都建立在南方。唯其如此，才能够与曹魏形成鼎足之势。所以，曹操战胜袁绍，是寒族战胜士族；孙刘对抗曹操，则是南方对抗北方。
那么，南方为什么能够对抗北方？
在这种对抗的背后，又有什么玄妙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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