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仲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变生不测。一旦成了气候，事情就不好办了。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何况国君的宠弟？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等等看的结果，是叔段开始膨胀，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
这时，子封说话了。
子封说，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君、政出多门。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如果打算让位，请允许下臣现在就去效忠；如果无意禅让，请现在就去除掉他。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不知所从，产生其他想法。
庄公又说，别担心，慢慢来。
慢慢来的结果，是叔段恶性膨胀，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廪延。
子封说，可以下手了，否则尾大不掉。
庄公却说，不怕。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胀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
于是任由叔段折腾，不闻不问。
表面上看，庄公糊涂，实际上却是老辣。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武姜为叔段讨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又名虎牢关。看看地图就知道，制邑比京邑离新郑要远。叔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庄公未免鞭长莫及。京，则在控制范围之内。可见庄公对于未来，其实心里有数，只不过要等。
等什么？
时机。
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但，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
为此，庄公隐忍了二十二年。
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其实是有大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必死无疑。
这是一场豪赌。
现在看，庄公是赢家。
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只能听之任之。
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
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州吁（读如需）。
弑君第一案
州吁是叔段的同类，甚至同伙。司马迁就说，叔段刚逃到共，州吁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实际上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只不过叔段是因战败而逃亡，州吁则是被罢官而出走。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则一模一样。因此，州吁在外招降纳叛，结成团伙。鲁隐公四年（前719）三月十六日，蓄谋已久的州吁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自己当了国君。[4]
这是春秋的弑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不是身败，便是名裂。弑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比如第四卷提到的夏姬之子夏徵舒。但始作俑者，则是州吁。
那么，州吁是什么人？
州吁是卫桓公的弟弟。
卫，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到第八任国君顷侯，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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