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只能是邦国。
因此，这种制度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9]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10]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多财者善贾，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不再是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被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11]
其实，宋殇公固然傲慢无礼，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大国和小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周天子风光不再。
重组江湖，势在必行。
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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