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了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地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能换来富贵荣华？[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都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这其实是时代所使然。[12]
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因为战国就是这样：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也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
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第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第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第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fēng_liú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sān_jí，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等等。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同样，冯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14]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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