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和第二卷《国家》在北京首发时，我跟媒体有一次对话。记者问：你用一己之力，在五到八年的时间内撰写三十六卷本中华史，不难吗？
我答：难，当然难。
记者又问：不累吗？
我答：累，当然累。
记者再问：有办法吗？
我答：有，当然有。
我的办法，是临睡前读侦探小说。
新星出版社的谢刚和褚盟听说，便把他们的“午夜文库”陆续寄来，结果让我在无意中又学了一招。
这一招是迪弗的，叫“走格子”。
走格子是一种刑侦手段。具体方法，是在头脑中将犯罪现场画上若干格子，然后一格一格地收集证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漏掉任何线索，而且效率很高。这种高效率的手段，完全可以用于写作。《祖先》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夏娃、女娲、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六格。《青春志》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刺客、情人、战士、人臣、使节、鬼神，也是六格。
只不过，迪弗是“走格子”，我是“填格子”。
但到第五卷，难了。
最大的困难，是这段历史时间长，头绪多，人物关系复杂。从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整整五百年。平均下来，一万多字之内就得说清百年。这当然并非做不到。但如果既要讲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要有血有肉有声有色，那就太难了。
然而必须做到。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神采。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
那不是我要的东西。
史感的获得当然要靠同理心，但同时还需要一项技术支持，这就是还原现场。还原现场才能身临其境，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这就决定了本书不能是剧情梗概，而应该声情并茂，栩栩如生。
也就是说，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问题是如何取舍。
首先看是否不可或缺。比如齐桓称霸和商鞅变法，分别是春秋和战国的两件大事；田陈代齐和三家灭知，则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至于开春秋之篇的郑庄公，终战国之世的吕不韦，也不便缺席。由此及彼，宋襄、晋文、秦穆、楚庄、阖闾、夫差、勾践、子产、三桓、苏秦、张仪等等，都非说不可。再加上其他相关人物和事件，已是满满当当，济济一堂。剩下的，便只好割爱。
割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秦王嬴政，还可以留待将来；也好在申包胥哭秦、信陵君救赵、蔺相如会渑池等等，读者已多有耳闻，不妨舍去。至于同为食客，为什么选冯而非毛遂，则因为冯更具有代表性，故事也更有看点。因此，尽管后者为我们贡献了“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两个成语，我仍然选择冯。
代表性、典型性和故事性，这是第二条原则。
第三是可读，尤其是要为读者排除阅读障碍。先秦毕竟古远，让读者记住那么多名字就不容易。办法之一，是尽可能让同一人物反复出现。实际上，只要文章做足，是可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
效果如何，请君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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