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十九年和二十年。
[13]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14]伍子胥之谋，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阖闾扰楚，事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15]以上事见《左传》之定公三年、四年。
[16]事见《左传·定公四年》。
[17]《史记·伍子胥列传》称伍子胥求楚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
[18]春秋止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议。但《春秋》经文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最后一行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文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最后一行是“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三家分晋，则在鲁悼公二十八年（前440），距离吴国灭亡三十三年。
[19]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苏州市西南胥门外越城，即越军围吴时所筑。
[20]事见《左传·哀公二十年》。
[21]事见《国语·吴语》。
[22]夫差伐陈，在鲁哀公六年；伐鲁，在鲁哀公八年；城邗，在鲁哀公九年；伐齐，在鲁哀公十年和十一年；宋鲁之间开河道，事在鲁哀公十三年，事见《国语·吴语》。
[23]事见《左传》之哀公元年和十一年。
[24]事见《左传·哀公十三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5]此事《国语》有不同说法。
[26]事见《国语·吴语》。
[27]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8]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9]事见《左传·定公十四年》。
[30]请参看《墨子·兼爱下》。
[31]请参看《国语·吴语》。
[32]请参看《国语·吴语》、《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勾践为夫差安排的养老处是甬东，即今浙江省定海翁山。
[33]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4]见北岛《回答》。
第四章
[1]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有学者认为，楚灵王才是真正的霸主（请参看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则此处亦可改为“公元前538年，楚灵王称霸”。
[3]如果在齐桓公前面加上郑庄公，在楚庄王后面加上楚灵王，结论也一样。
[4]吴国的国名始见于《春秋》，吴国君主始见于《左传》，都在鲁成公七年（前584）。
[5]据《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灭徐，徐君“断其发”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们仍称“吴发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6]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7]越人参与国际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吴始用兵于越，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则在鲁定公十四年，该君即越王勾践。
[8]请参看《国语·越语下》。
[9]勾践灭吴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无彊伐楚，兵败身亡，越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10]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11]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2]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3]中华文明的“三个唯一”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三、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请参看本中华史之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5]请参看《论语·季氏》。
[16]事见《左传·襄公八年》。
[17]事见《左传·襄公十年》。
[18]子产作封洫及国人之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丘赋及国人之骂，见《左传·昭公四年》。
[19]语见《左传·昭公四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从此化出。
[20]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1]语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22]语见《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叔向，请参看《青春志》。
[23]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元年、二年。
[2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25]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本是卫献公与执政宁氏的交换条件。
[26]陈寿《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7]初税亩是经济体制改革，作丘甲是军事体制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结果，是旧体制崩溃了。尤其是税亩制的实行，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非变不可。
[28]初税亩在鲁宣公十五年，《左传》的评论是“非礼也”。作丘甲在鲁成公元年，《左传》的说法是“为齐难故”。
[29]事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30]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31]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2]事见《左传·定公五年》。
[33]事见《左传·定公八年》。
[34]事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35]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36]请参看《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据说，当时周公便感叹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37]请参看《左传·昭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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