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肖锋：这有点像法庭上那种证明有罪。
王牧笛：马克思当年的名言——怀疑一切。而现在大学校园里流行的一个文化叫规训文化，教授被校长规训，然后青年学生被老师规训，彼此的规训就导致现在大学的怪现状。但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刚才聊到官场文化侵入大学——大学衙门化，现在市场文化也进入了大学，就是教授不正经做事了——教授老板化，有多少教授在外面有公司。
闫肖锋：即便是没有公司的，他如果申请到研究课题也是相当于一个项目经理，然后他再组织一些硕士生、博士生给他打工。
王牧笛：而且现在的研究生管自己的教授叫老板，我不知道在中国香港、在美国有没有这种现象。
郎咸平：在美国也是一样，也叫老板。因为在美国做科研的也要找经费，向公司申请、向政府申请。这就是所谓的政府、企业与学术界相结合，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提高学术界的水平。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教授拿了它们的钱之后就会替它们说话，我们要搞清楚这点。从政府、从企业拿钱做研究全世界皆然，问题是你做了研究之后，你要实事求是地发表你的研究成果，而不能成它们的代言人，美国对这个规定得非常严格。
闫肖锋：刚才说这个教授老板化，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说的一个事实是，现在教授的收入里面，课题经费占了他收入的大部分。
郎咸平：不过这在美国是不可以的。拿到的经费就必须完全用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放进自己的口袋。
王牧笛：而且现在你看作为老板的教授，手下的硕士生、博士生越来越多，而以前可能是几个教授合伙培养一个学生。我看网友的调侃说：“江南七怪再加上洪七公培养了一个郭靖——一代大侠，而一代大侠王重阳培养半天培养了全真七子——个个不争气。”陈丹青谈到目前学术行政化，包括官场文化进入学校的弊端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整体而言，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大学没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其实，中国人近些年对于教育政策的理解集中体现在所谓的教改上，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扩招。教授之前曾经发表过很多关于医改、教改的言论，今天教改已经走过了10多年。
郎咸平：走过这10多年之后是什么结果呢？大学生毕业后基本失业。为什么呢？因为教改的本质错了。当初教改为什么会推动呢？简单地讲，就因为看到美国大学生比例特别高，我们自己的大学生比例很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现象就认为，一定是美国透过人力资本的投入造就了一个繁荣的美国。那我们就想是不是我们把大学扩招之后，培养出更多的大学生，我们也能够像美国一样的富强呢？但问题是，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本质的问题，不知道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请问你，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美国需要这么多大学生？就是以产业分工而言，中国是干嘛的？中国是制造。那美国人干嘛呢？美国人就是做除制造以外的其他所有环节，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那些环节，制造是不需要大学生的。
王牧笛：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象牙塔里的怪现象。过去一直都说大学是座象牙塔，其实好多人评论说，象牙塔那是20世纪的事了，现在哪有象牙塔呀，现在社会上发生什么事，大学就会发生什么事。你会发现，以前大学里遍地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传统已经不在了，现在知识分子变成“知道分子”了。
闫肖锋：就是把知识从这个地方倒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像我们一样进入媒体，把自己的名声最大化。像易中天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要是2000多年前的孔子来到我们这个传媒社会的话，他也不会拒绝上电视的，也会上《百家讲坛》的，这是一个趋势。”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能因为这种市场化、官僚化而消失。
王牧笛：不能一味地迎合。
闫肖锋：作为一个学术人，所谓立德、立言、立功嘛，立德在前面。
郎咸平：所以讲到最后，一个本质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的良知是本质问题。换句话讲就是你对学术的信托责任，你既然在这个位子，你就要承担起对国家、民族、老百姓的信托责任。
闫肖锋：老师对学生有信托责任。
王牧笛：我们以前要勾勒知识分子，一般用的语言应该是独立的精神、批判的立场、边缘的姿态。现在没了，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些“知道分子”的宣言是什么？就是只说别人想听的话，说别人想要知道的东西。这是一种迎合，这种迎合展现了现在中国知识阶层整体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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