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肖锋：刚刚谈到这个私有化，我倒有个看法，就是说像这种已经习惯于计划体制思维的国家，突然转向一个完全放开的私有化的国家，它的心理准备是完全不够的。我去东欧一些国家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儿特别像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因为都是苏式建筑——红砖、红墙、红瓦的那种建筑，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住的小区就和那的一样，完全是苏式专家设计的建筑。我觉得这种建筑上的“源代码”，还有人的思维中的“源代码”，不会因为短短的一个所谓“休克疗法”就能够把它彻底更改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包括俄罗斯这次重提私有化，它在心理上并不能完全接受西方那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这个离它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郎咸平：因为上一次私有化——也是普京天天批评的私有化——让普京上了台，普京是以重新国有化的姿态上台的。因为上一次的私有化太可恶了，不过上一次的私有化也是他们自己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解的全盘错误所导致的。当时私有化的时候，他们邀请了哈佛大学的两个教授当顾问，一个是萨克斯教授，一个是施莱弗教授。他们当然都有贡献的，什么贡献呢？他们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如此之强大，是因为上市公司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也就是老百姓持股公司。企业赚钱之后股价上升，因此，这样就把财富透过股票价格的上涨分到每个老百姓手里，所以达到了藏富于民的目标。
那么，俄罗斯它当初搞私有化的时候，就把这个理念贯彻到里面。他们总认为，如果能够把俄罗斯的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变成大众持股，就可以把俄罗斯的财富平均分给每个老百姓。这个想法很好，所以当时他们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叫兑换券。比如说，我今天给你100张兑换券，国有企业a价值1万张，你就可以用100张去换，然后你就是它持股1的股东。这个比我们以前那个所谓法人股做得还彻底。这也是哈佛大学两个学者跟整个智囊团联合设计的一套方案，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好。每个老百姓都非常公平地分到股份，然后所有公司都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这在理念上非常好，问题出在哪呢？出在执行。
老百姓想：“换了这个1的股权对我有什么好处，又不一定分得到红，那么小的股东有什么好处呢？喝个酒、吃个黑面包、换个香肠我还更有兴趣。干脆我把这个兑换券换成两瓶伏特加酒算了。”所以产生大量黑市，很多老百姓就拿这个兑换券去换钱、换食物。他不当股东，他想马上享受。结果就在这个时刻，俄罗斯7个最聪明的人看到机会来了，然后他们就勾结银行、勾结地方财政单位，用国家的钱大量收购这些兑换券，然后这7个人就突然控制了俄罗斯。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希望透过兑换券方式成为大众持股的，结果没想到最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转而成为7个人所控制的了，就是所谓的金融寡头出来了。
王牧笛：就是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这帮人。
闫肖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也有几个经济学家提出类似的观点，就是趁着这个时候我们赶紧把垄断企业的股票分给大众。
郎咸平：他们忘了俄罗斯的教训。
闫肖锋：这个在中国可以执行吗？
郎咸平：不可以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最后会像俄罗斯一样产生一个新的股票市场，就是兑换券市场，然后到处都是台下交易，这是非常可怕的。俄罗斯当时碰到的问题一方面是黑市流行，还有一方面就是通货膨胀严重。比如说，10000卢布在发兑换券之前还很值钱，等到把兑换券发到老百姓手里的时候，他们发现可能连个面包都买不起了，为什么？因为过去我要用卢布才能买酒、买香肠，现在兑换券也可以买了，那就等于说除了原先的钞票之外，又多了一大堆像钞票一样的兑换券。
闫肖锋：兑换券贬值。
王牧笛：所以你看普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2009年10月6日，在他主持的那个俄联邦财产私有化的会上，他就强调，新一轮私有化中俄联邦的财产必须按照实际的市场价格出售，不能打折扣，他说俄罗斯不能再出现免费的、或者是优惠的私有化了。但是问题在于当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到今天为止学界还有一个争议，说为什么“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成功了，在俄罗斯失败了呢？
闫肖锋：苏联它这种计划体制的根基太深了，人们对这种体制有一种非常强的依赖心理，你一旦把它根除，他们会觉得无所适从。所以，在没有充分地受过这种游戏规则的训练、没有充分地受过这种市场经济培养的情况下，一旦把一种权利或是权益放在他手上，他不知道怎么用。所以，我觉得新一轮的私有化到来以后，他再按照以前那种做法的话，仍然会出现寡头。
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权威怀乡”，或者“权威怀旧”，包括现在很多台湾人在怀念蒋经国时代，因为那时候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俄罗斯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一个针对俄罗斯“80后”的调查表明，这些年轻人最推崇的民族英雄排在第一位的是斯大林。这表明人们还是比较怀念权威体制下的那种安全感和那个时候它在国际上的发言权。那时候的俄罗斯多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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