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贵这个字指的就是荣誉嘛。富贵富贵，富指的是你的财富，它是一个硬指标；贵是一种精神评价体系。所以说富远远不能称之为贵，他这两个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觉得胡润这个榜也可能是想强调我们要树立一个贵的标准，让大家不仅仅是注重他们的财富，还得注重看他们是否有一个健康的合理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
王牧笛：健康的财富观。
周可：对。
郎咸平：拿我们比较熟悉的人来谈的话，我觉得能够称为贵族的人应该就是比尔·盖茨这种人，或者像巴菲特、洛克·菲勒这些人，他们应该称为贵族。你看他们富裕之后对社会的贡献让人很感动。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做慈善，甚至还说，他们这一生的财富是取之于社会，现在还之于社会，不能留给他们下一代，为什么不能给下一代呢？因为那是不劳而获。他们就这么公开讲，这才是真正的贵族，这就是他们的“商圣”，跟我们相比，你发现我们差一大截。
周可：刚刚讲到杭州这个城市，除了郎教授您刚讲到西湖这个问题之外，它这几年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一个热点、一个热门城市，它老是不断曝出新闻，前不久还曝出“富二代”飙车撞人这个事。
王牧笛：而且你看这几年的网络事件都跟炫富有关，包括之前那个“90后炫富女”拿着一叠钱在网上视频对着人骂，然后包括“雅阁女”，还有这个“烧钱男”——叫什么“小龙少爷”——拿着一叠百元大钞去点烟……这些事情激起的公愤太大了。
周可：其实像我们生活的广州这样一个地方，我注意到它在很多方面，确实保持了中国民间对财富的一种比较朴素的态度，就是说它比较实在、比较朴素，就是有钱也不太炫。
王牧笛：叫“闷声发大财”。
周可：对，广东这边是叫“闷声发大财”。
郎咸平：而且广东企业家，我不跟你讲全部啦，但是说像东莞这些地方的企业家，很大一部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毛钱一毛钱地赚，赚了之后他藏富，像这样的话老百姓不会恨他的。那么你拿国企跟广东商人做比较，老百姓不会恨这些广东制造业商人，他很辛苦；那国企就不一样了，凭什么你透过所谓的经理人收购（mbo），把本来是国家的东西变成你个人的，你这就是侵占公共产品，那老百姓就不高兴了。中国前十大的民营企业，你看看是不是都跟国企改制有关。很多香港商人来到内地，他们也不理解改革开放才这么几年，就有这么多大的民营企业——其实都是跟国企改制有关，而跟国企改制有关的都跟公共产品或多或少牵涉一点关系。
王牧笛：但还是有一个人讨厌这些广东的商人，包括东莞商人，就是胡润自己。胡润这个榜从来进不了东莞。
郎咸平：是在那大家都不理他。
王牧笛：东莞是中国富豪最大的一个隐身地。胡润自己都感慨地说，他2008年排了1000个富豪，也可能漏掉了1000个富豪，这1000个富豪都在哪呢？可能都在广东，都在东莞。
周可：从媒体角度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去炒作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去回避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大众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比如像胡润的这个榜，不管他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大家都会关注。现在“哪个富豪又到哪搞了一个什么游艇俱乐部，完了又到哪去买了多少房子”，这个东西永远是头条新闻；但是就像刚才郎教授说的那种老老实实、平平常常的东西，根本不是新闻，我们根本就不去报道。那么公众接受到的信息都是那些富豪们高消费、玩奢侈品。
王牧笛：所以现在媒体的这个心态，包括民众的心态，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仇富，还有一种崇富。
郎咸平：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扭曲了。
王牧笛：爱恨交织。
郎咸平：而且你看现在像《胡雪岩》这种书能够热卖，我不是因为他这个书热卖，我的书没有他那么热卖就嫉妒他。他的书能够热卖，就已经用这种方式影响了我们的民众，大家都想成为那种侵占公共产品的富豪，然后也想来这么消费。那么由于社会有这个需求，媒体就满足你这个需求，告诉你说：如果将来你去侵占公共产品的话，你也可以这么样消费。大家就看着很爽。
王牧笛：对，这个社会变迁到今天就导致这种消费方式成为一种标杆，他不会去考虑什么贵族的那种荣誉感、社会责任感，他只会考虑你的钱怎么花的，你钢琴是斯坦威的，你的家具达·芬奇的……
周可：达·芬奇的一个沙发动辄就上百万啊。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这个社会像刚才郎教授说的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很扭曲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我仇富，但另一方面哪怕我知道这富人会被人仇视，那我一旦有机会——最好能够以暴富的方式——马上进入这个富豪行列，你仇就仇吧，我根本不理你。这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种非常恶劣的情绪。
郎咸平：其实你再想想看，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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