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对，为什么呢？跟信托责任的人性根子是一样的。拉回到1000多年前，当时你为什么要做好企业？因为这是你内心深处对上帝的一种信托，因为上帝在，你希望把事做好。可是现在你内心深处已经变邪恶了，你过去是正直的，现在变邪恶了，所以这里他讲“邪恶”这个词就完全衬托出信托责任的反面，说你是个邪恶的人而不是说犯了重罪。这就是你完全违反了1000年前上帝跟现在法律所赋予你的信托责任，你是个邪恶至极的人，因此判你重刑。因为邪恶判重刑，这很奇怪啊，应该都是犯了重罪判重刑，由此看得出来信托责任在美国人心目中或是欧洲人心目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你再想想看是谁举发他的？
王牧笛：他儿子。
郎咸平：对，他的儿子，通常这种事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
王牧笛：中国讲究什么“子为父隐”，就是说父亲偷了钱你也不能举报他，因为百善孝为先。
郎咸平：你看他的儿子会来举发他，而且你再去注意，他的朋友邻居再也不理他了，因为看不起这个人。
王牧笛：而且他儿子没有在他的保释书上签字。
郎咸平：嗯，没有签字。
王牧笛：众叛亲离。
郎咸平：这就是一种整个国家的信托责任，你一旦违反就是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基本构成。因此朋友不理你，亲人不理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外在压力。你可以看得出这就是欧美历史的传承，这点我们是缺乏的。
周可：但是我觉得，中国文化里面其实很注重这种你刚刚讲到的信用的问题，我们很容易信，所以我会感觉到所有的欺骗其实最终可能都是自欺，就是说我们试图让自己去相信。由于刚才我讲到有很多外在的原因，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普通的、在金融诈骗中上当的人，有一个很清晰的判断。
郎咸平：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法律尤其重要。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律就是用来保护信托责任的，然后才能保护全体老百姓。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是一个法制化的国家，这个法制是为了保护什么呢？它的目标是什么呢？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护这个社会的信托责任。其实发生这个事件之前，我的老师、还有学生、还有很多的校友也因为内幕交易，在1990年左右的报纸上成天被披露。因此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修一门课叫“lún_lǐ学”，你看《lún_lǐ学》的感觉就有点儿像在看《雷锋日记》，告诉你要学会奉献。
周可：刚才郎教授讲到法律问题，同时又提到lún_lǐ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法律因为它滞后，所以lún_lǐ在前。
郎咸平：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要有信托责任，你要像雷锋一样，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做不好就会惩罚你。
周可：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lún_lǐ道德。
王牧笛：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开始写lún_lǐ著作。
周可：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中国的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之下，咱们大谈lún_lǐ是不是有点早，至少是把一个很重要的、目前缺失的问题给它淡化了，或者说遮蔽住了。
郎咸平：因为这个事情是逐步完善的，你不可能说，到了完善之后再来搞股票上市。
周可：这应该是同步吧。
郎咸平：一定是犯了罪之后，你提出个新的法律来填补漏洞。问题是什么呢？包括我们发生过的银广夏事件等等，你发现处理得都非常轻微。处理一旦轻微之后，没有震撼效果，你这个信托责任就永远建立不起来。美国是什么思路呢？用震撼，用法律的震撼，让你不敢不有信托责任，这是他们目前的态度。
王牧笛：中国对于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宽容。
周可：我发现在西方诚信已经制度化了，可是在中国诚信只是道德上的一种要求。比如说在西方，我作为一个教师，如果被发现抄袭论文，那我以后在这一行就混不下去了，可是在中国我照混，我不在你这个学校混，可以换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混。
郎咸平：今天我也不想纯粹地批评，因为这些都需要时间。我想告诉各位，其实在欧洲从14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它们经历过五六百年之后才认清楚要用法律来保障信托责任，甚至在18、19世纪的时候，英国跟法国的股票市场还关过，就是因为搞不定股份制。为什么搞不定呢？就因为这些没有信托责任、招摇撞骗的家伙太多了。所以英国把股票市场关闭100年；因为很多人向银行借钱去炒股，法国把银行也关了150年之久。它们当时经历过非常长的时间，才慢慢孕育出这种要用法律来强迫你不敢不有信托责任的简单思维。
王牧笛：信托责任是一个方向。
郎咸平：对，我们的时间非常短，但是我们也要呼吁，到底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就是让职业经理人，不管你是上市公司也好，不管你是基金经理也好，不是说你犯不犯罪、合不合法的问题，而是你内心深处就要替你的股东作打算。
比如说这次股改的问题——“大小非”的问题，在去年（2008年）股价跌得这么厉害的时候，你发现很多职业经理人毅然大幅减持。那你说他错了吗？法律上他是没有错，可是他有信托责任吗？没有的，他想到的是自己。那我们对他这种缺乏信托责任的行为，说过他邪恶吗？你发觉你对他是一筹莫展，当我们的法律对付不了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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