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牧笛：所以今年3月份的时候，社科院的专家曾经感慨说，中国的网络叫“宽带不宽”。刚才肖锋兄说那个排到第71位，可能仅仅比中国男足排名稍微靠前那么一点点。
除了民众的生活被垄断套牢外，无数的股民也都在被套牢。最近的数据是中国的a股市场，今年以来股市表现仅仅强过希腊，是全球第二差的市场。而且最近高层是走马换人，证监会的新主席上任了，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在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的年会，一上台就险些跌了一跤，于是他自己自嘲，说是因为我见到了老领导，而且我对这个经济不均衡有理解，所以我自己也一下没平衡。但是这被市场解读成什么了呢？
闫肖锋：股市要跌了，要大跌了。
王牧笛：哎哟，郭主席的这一跤啊，就意味着我们的证券市场还要再摔跤，而最后他旁边的老领导戴相龙，全国社保基金的理事长扶了他一把，又被市场解读了，市场解读为，最终社保基金要出手救市。其实说到证监会的换人，教授最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东西，就是给证监会主席的若干建议，我们不妨在节目中再聊一聊。
郎咸平：我稍微讲清楚一点，我提了三个建议，以避免老百姓被套牢。第一，我们证监会是怎么样？只吃自家的鱼，它不抓老鼠。每年预算3亿元，那我请问你，你抓不抓上市公司呢？我希望政府能够停止证监会的预算，让证监会依靠罚款为主要收入来源，逼它去骚扰上市公司。第二，希望证监会释放权力。11号《华夏时报》登了一个新闻，说是证监会决定停止发新股。我想请问，你有什么资格停止发新股？全世界发新股的权力都在交易所，只有我们是在证监会，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状态。因此，我建议证监会放弃权力，把这个审批权交给交易所，然后交易所做什么呢？我希望交易所能够从交易量里面赚钱，像个民营企业一样，交易所应该站在考虑打开交易量的角度，多让一些好公司上市，这是第一关的审核。第二关，证监会继续审核交易所有没有违反上市条例。双重监管，保证更多的好公司上市，这才是对老百姓有利。而不是现在这样，不准上市。这是不对的。第三，我们要强化退市机制。我建议政府提出一个客观的退市机制，比如股价或者交易量，也就是说，不要再用所谓的业绩，我们的业绩是什么？要么是腐败，要么是被操纵，是不可靠的。所以，第一，加强监管；第二，让好公司上市；第三，迅速淘汰坏公司。只有这么做了，股价才能够稳定地上扬。
王牧笛：所以教授聊的是“给证监会主席的一封信”，其实也就是一个又一个解套的步骤。
如何进入一个解套的时代
如何挥别过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从以前对gdp，或者世界第一等的崇拜，进入一个解套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一套新的指标，更需要一套全新的解套的规划。
王牧笛：解套其实还有一种翻译，叫做告别，或者叫做舍弃掉某些东西。比如说最近在各种经济论坛，包括这个宏观经济的形势分析会上，有一个词很火，叫做“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的发展”被专家解读成什么呢？叫“过度的依赖”。比如说我们之前聊的铁路建设、保障房建设，它们的过度依赖是一种投资驱动型；还有之前的中国经济，一直依靠的是两头在外的外需拉动型；再比如说我们一直依赖的是人口的红利，是低廉劳动力，依赖的是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掠夺。那我们所谓的解套，其实就是告别，就是不要过度地依赖。
闫肖锋：在2008年4万亿救市的时候，曾经就有经济学家，我们的吴敬琏老先生就说过，你不能用这个治急病的方法来治慢病。什么是慢病？就是我们的这种投资机制，所谓地方的投资饥渴症，投资机制的软约束，不讲回报，这些都是我们的慢性病，30年都没有解决好。你在这种情况下，再往里面追加钱，那就是个无底洞，最后套牢埋单的人还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王牧笛：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解套的、告别的、跟既往挥手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告别gdd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标准的美国标准，它是1929年到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为了衡量经济搞得好不好，当时的一个国民账户研究专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来的。他在1937年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个报告，题目就是《1929—1935年的国家所得》，他首次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概念，它一直是美国标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把它从美国标准扩展到全球标准了。有意思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有人开始反对gdp的标准了，是谁呢？是这个库兹涅茨的学生摩西·阿布拉莫维茨，他提出gdp已经很难衡量社会总体的福利了。而我们这半个世纪以来却一直用gdp作为官员绩效考核的标准。所以由于媒体的呼吁，由于民意的不断涌动，现在决策层也把以前的“又快又好”调整到了现在的“又好又快”。国家统计局下属有一个中国统计学会，最近也发表了一个叫“综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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