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我想起一个笑话，我有个朋友，他是很出名的一个建筑师，他跟我说现在世界各地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都来中国了。
郎咸平：对，因为他们找不到生意了。
李银：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地。
郎咸平：没错，因为欧美各国已经不建设了，所以他们找不到工作，欧美目前最差的行业就是建筑师。城市病也在于中国的“城市化”，执政者认为“城市化”就是要建高楼大厦，然后让很多的企业来投资，他们忽略了城市的和谐发展。这种“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非常可怕的，是错误的思维。
李银：问题是为什么要走这个弯路呢？别人走过了，我们还要再走一次。
王牧笛：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也说，有两股力量在推动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个是市化”的力量。而且中国“城市化”速度之快，用22年走完了英国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的路。
李银：我采访过英国泰晤士水务集团和法国的威立雅集团，它们都是做城市公共建设这一块的，它们是花100多年的时间建设一个城市，我们用了那么短的时间去建设，但是至今为止，北京、上海这些城市，一下大暴雨地下就淹水，就闹水灾。搞不懂这个“城市化”是怎么建设的？
郎咸平：因为该有的硬件你都没有，别说软件了。你晓得这种“大跃进”思维建设城市的结果吗？你用“工业化”的方法来衔接的话，就不可能在10年之内搞一个像美国一样庞大的服务业群体出来。而如果没有服务业来支撑城市的发展，房地产又拉不动了，到最后就是一个解体。
“城市化”见顶之后
《外交事务》杂志给予重庆模式很高的评价，但重庆还是没有逃出“工业化”拉动城市发展的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城市化”到达顶点之后，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王牧笛：刚才教授说这个钢筋水泥等于是“城市化”，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房地产，而房地产的繁荣是源于“城市化”。那就有一个问题，最近媒体，包括各大机构在争吵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城市化”何时见顶？这个话题跟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社科院最近出了个报告《宏观经济蓝皮书》，它说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高速“城市化”进程。
郎咸平：他们总是非常乐观的，我总觉得非常可疑。
王牧笛：但是这个结束“城市化”进程，现在被媒体解读成“房地产边缘化的前兆”。就是说由于这个高速的、大面积的“城市化”慢慢要见顶了，那就意味着房地产要慢慢被边缘了。
李银：它的意思我觉得可能是房地产见顶之后，“工业化”就见顶了，土地快用完了，就是这个意思。但事实上有一个说法，中国的“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转移，如果按中国的目标估算，据保守估计，它要求10年创造1亿个工作岗位，以吸纳从农村产业中转移过来的4000万到5000万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每年要创造800万到900万个就业机会，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还需要快速进行。
王牧笛：对社科院这个蓝皮书最持反对意见的就是任志强，因为他认为损害了地产商的利益，他就说中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还需要20到30年时间，也就是说，还有这么长时间的红利期。所以这个关于“城市化”是不是见顶的争论，其实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一个争论。
郎咸平：我们分段来讲，“城市化”当然是人进来才有“城市化”对不对？
李银：就是要把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郎咸平：没错，问题是这些人进入城市后做什么？
李银：这就是政府的事情了。
郎咸平：这么多人进来之后就有工作吗？对于这些人来讲，城市就是一个暂时打工、暂时居住的大工寮，那我请问你，你城市的特色是什么？
李银：这就是最后的现实。现在就是农民工被解放出来，在城市务工之后，带动了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就是“城市化”的目的。但是结果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农民工不敢消费，抑制了内需，所以我们的经济结构是以出口为主的。
郎咸平：对，因为没有内需，消费太少了，2009年我们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只有29的消费，大部分是出口。
王牧笛：所以这种少就业的“城市化”提供不了这么多就业岗位，这就导致了2010年年初返乡潮的现象，很多人说这是候鸟式生存，但是后来发现很多农民再也不回来了。
郎咸平：没工作。
王牧笛：与城市诀别。
郎咸平：对，你想想看，城市里的大学生一个月才赚两千块，农民工只能赚一千多块，他怎么在城市生活？
王牧笛：所以一方面是就业岗位的缺失，构成了城市病的一种。另一方面就是居住，现在居之不易，房价高企。最近媒体又在探讨一个“哥德巴赫式”的大猜想，叫空置屋大猜想。咱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当时李银还在咱们节目中说，这可能是一个伪话题。就是所谓电力部门测查全国，发现有6000多万套房子是闲置的，用电量是零。
李银：是6543万套。
王牧笛：对，6543万套房。很多人批评这个或假或真的新闻是伪造的，是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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