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没有，因为她只是在卖槟榔的时候穿得少一点儿，也没做什么事，她不是妓女，就是跳跳舞、扭扭腰，你买她的槟榔，她亲你一下。这没什么，你怎么扫她呢？你知道“槟榔妹”是怎么来的吗？据我们的资料显示，台湾人喜欢吃槟榔，那个咬一口吐出来像血一样的东西。
李银：红颜色的。
郎咸平：那是个很可怕的东西。
王牧笛：而且这个东西不能出口。
李银：对，只有台湾人吃，但是东莞那边也有。
郎咸平：这个玩意儿是台湾中下人，比如开卡车的，他们会吃。
李银：吃那个提提神。
郎咸平：对，一般人不会吃的。大概是在1994年槟榔的价格走低，因为有谣言说槟榔会致癌。然后，为了促销，“槟榔妹”就出来了。其实一开始是双冬香，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在外面卖，卖的价钱很高，当时10块钱人民币可以买6、7个槟榔，但如果由“槟榔妹”来卖的话，一颗槟榔可以卖到20块，还是很有市场的，所以各地都拼“槟榔妹”。
王牧笛：就是企业家不干正事，天天声色犬马、天上人间。还不止企业家，还有政府官员，你讲讲荷兰的事。
李银：恩，特有趣。我2005年去荷兰，专门去看了它们的橱窗文化，因为荷兰是一个性产业比较公开，而且比较合法的地方，那里一个橱窗的租金是一天100欧元，然后xìng_jiāo易的价格一次是50欧元，在那里居然有很多当地的性工作者会讲中文，就六个字，叫“中国人，有发票”。你想一想，一般都是什么人要发票？
王牧笛：这次“扫黄风暴”的范围是从低端的比如站街的，到高端的比如ktv或者是私人会所，是要斩断这个链条的一次大的出击。刚刚教授为什么说“台风”会过去呢，是因为这个跟当地公安局长的个人喜好有关。比如说当地公安局长对黄特别恨，他就会扫黄，然后如果换了个公安局长，他说我对黑、赌比较反感，他就会去抓黑、赌，而如果这个公安局长跟当地的黑社会势力有关系，像重庆希尔顿一样，那里部分执法干警是保护希尔顿酒店的，那他就不扫了。所以说当这阵风过去以后，地方保护伞又撑起来了。和台湾的“槟榔女”相似的，还有日本的陪酒女郎，她也是在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产生的。
郎咸平：最近日本经济一直不好，今年东京文化研究所对1154名女中学生做了一项调查，问她们最想做什么？在40种最受欢迎的职业当中，陪酒小姐是第12位，公务员是第18位，护士第22位，陪酒小姐竟然比公务员和护士更要受欢迎。
m型社会滋生了特殊群体？
一个女孩如果长得一般的话去富士康打工，只能挣1000多块，自己花花就没有多少钱可以寄回家了，可是你去夜总会的话，可不得了，一个“小姐”一个月可以赚一两万，挣两三万的都有。
王牧笛：其实世界各国对于黄色产业大概有几种姿态，一个是刑事化，尤其是伊斯兰国家。
郎咸平：比如伊朗，它是可以一夫多妻的，但是对xìng_jiāo易是绝对不容许的，抓到就判死刑。
王牧笛：巴勒斯坦也是，只要发现私通，就直接判死刑。
郎咸平：对。这就是标准的刑事化。另一个是合法化，比如说北欧，包括你刚才讲的荷兰“红灯区”，还有德国，它们都属于有限度的合法。我们以为合法化就是政府承认这种行为，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做？它是为了打压这个行业，破坏有组织的行为，把它限制在一个区域里面，就是一个“红灯区”，像这些妓女是不能进入家庭区域，不能影响小孩子的。
王牧笛：这样公权力可以监管它。
郎咸平：对，只要你进入到社区、进入到学校，马上逮捕，用刑法处治，这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监管。我们常常以为北欧一些国家政府对这种行为是放松，其实不是的，它是透过合法化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更能保护社会大众和老百姓。
王牧笛：李敖就有个言论说，正因为北欧放松了对qíng_sè的监管，北欧的犯罪率才下降的。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当时我在台下。但我发现这好像不是一个事实，因为根据我们查到的数据，由于它放松了对黄色产业的监管，各种犯罪率包括qiáng_jiān率，反而是逐年上升的。
郎咸平：举个例子，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李敖最喜欢谈丹麦对不对？1963年173起，1977年280起，1978年484起，根本没有下降。而所谓犯罪率下降只是因为之前的违法行为现在变得合法了，所以从数据上看开始下降，其实qiáng_jiān率还在大幅上升，根本没有李敖所说的这些。李敖这个人，坦白地讲，他自己称自己大师，不过我看他这么多著作，我就没有这种感觉。
李银：至少这个就说得不对。美国有一个娼妓研究及教育中心，它有个统计说，七成的性工作者认为xìng_jiāo易合法化不能给她们安全感，就是它其实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所以说，伊斯兰国家采取的刑事化和北欧国家采取的有限度的合法化，都是有问题的。
郎咸平：它们都是为了打压。
王牧笛：对。而现在我们国家，包括很多东方国家，采取的是道德歧视或者说漠视，就是假装看不到这件事情的存在。就比如说“扫黄风暴”来了，我们承认社会上有好多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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