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位 姓名 称号 关系
传说的始祖 弃 后稷 姜嫄之子
创建部落国家者 刘 公 传为弃之后
迁至周原建立周国者 亶父 公，太王 传为公刘之后
发展壮大周国者 季历 公季，王季 亶父三子
准备推翻殷商者 姬昌 文王 王季长子
实施推翻殷商者 姬发 武王 文王次子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亶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清浊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6]
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7]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发展壮大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做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则准备充分。《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8]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有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那个时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这就不能不忧患，不能不理性，也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总之，农业民族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也就是说，商的祭坛酒香四溢，周的神殿五谷丰登。
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也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luǒ_tǐ舞会。[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也是这种文明不朽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的赞美诗《诗·鲁颂·宫》（读如必），就声称“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总之，按照这个说法，周人似乎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基本上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他们靠什么成功？
经营和谋划，放长线钓大鱼。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
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更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了羌人，就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这是不能不让姜族恨之入骨的。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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