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这实在堪称优待俘虏。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
实际上他们这一套,不过是怀柔政策,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之子建立的鲁国,殷商遗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客客气气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恐怕要算。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那么,周人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说法,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天命。
什么是天命?
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由此获得的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可见,治天下的前提就是居中国。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来表述,就叫“宅兹中国”。这也是周人要在洛阳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这就牵涉到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
古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是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这与地理位置其实关系不大,否则不可能迁都。偏安一隅当然不行,适当移动则未尝不可,关键在于获得天的授权。授权就是“天命”,得到授权则叫“奉天承运”。既奉天又承运,当然是天子,当然该治天下。
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的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当真要质疑,也不难。
质疑几乎是必然的。
是的,就算“革命有理,天命无常”,改朝换代也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是你们周人来革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也算理由?难道其他部落国家“其命皆旧”?
何况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他们的始祖弃,是因为老祖母姜嫄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怀孕生下来的。那么,这个巨人是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族还是别的什么人?恐怕只有天知道。这就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他是私生子。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够的,说文王就在上帝旁边也是没人信的。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12]
这个要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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