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文化人的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谦谦君子和道德楷模，从来就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只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这样一来，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5]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既不谈智，更不谈力，只剩下德。[6]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我们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上帝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来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7]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
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8]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唉，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9]
周公旦语重心长。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
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并屡屡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在古文字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10]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与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有没有“心”，很重要。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完全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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