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到了战国，周天下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资不抵债彻底破产。
这就是产权不清的后果。
不过在西周初年，却没人想这些。毕竟，公司的破产要到五百年后。周人再有“忧患意识”，也想不到那么远。何况大家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和谐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
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有的袖手旁观，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变出更多的小宗，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所有家君之子，都是君子，即士。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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