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逸轩在电文中是这样叙述的：
“当时运送防化服的车队和野战医院的车队，全部堵在箭杆河和潮白河之间的狭窄地带，日军空袭时，我接受胡司令命令带人前去疏散隐蔽，发现日军轰炸机从南向北大规模投掷毒气弹后，我立即把防化服分发给身边的将士和伤病员。万幸的是，日军战机群并未留意镇西五公里处全部披上厚厚伪装网的车队，在天空盘旋一圈，自南方飞临潮白河西岸，又在我直属警卫旅和一七〇师阵地上倾泻了数千枚毒气弹，随后紧急向南飞去。事后接到通报，这是日军的侦察机发现了我保定机场起飞前来拦截的大量中国战机，日军战机群自知不敌，率先撤退，据说在香河一线爆发了剧烈空战，日军再次战损了四十余架战机。
不过此时的我已经无法想到太多，吩咐后勤官兵迅速向各部紧急调拨防化服后，由于担心日军会趁着毒雾蔓延趁机杀进北务镇，为了保证军团部的安全，我带着特务团，驱车赶回后方，这时镇子内外已经被浓浓的烟雾所笼罩，南方隐隐传来枪声。
我心知不妙，立即带着特务团，赶赴南方阵地，透过能见度只有五六米的烟雾，发现穿戴着防化服的日军已经开始发起进攻，我不敢怠慢，特务团立即投入战斗，经过半小时的苦战，终于击溃了日军。这时，镇子内外的毒雾开始散去，穿戴防化服的军团野战医院的医生护士开始进入镇子进行抢救。
随着能见度的增加，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凄惨的宛若地狱般的景象，战壕里满是横七竖八的我军将士尸体，官兵们脸部全部被自己抓得稀烂，伤口里还在不停地冒着黄色的血泡，有的战士，甚至把身上的迷彩军服都给抓烂了，为了减轻痛苦，他们中许多人选择了自杀，断裂的指甲深深地插在喉咙上，眼珠变成了血水，惨不忍睹。
经过仔细搜查，我在阵地后方的地下指挥所里找到了司令和参谋长。由于嘴鼻被捂住，全身也裹上厚厚的行军被，他们吸入的毒气不多，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整个地下指挥所里，除了旅长郑淙键被他的警卫员击晕，用湿帕捂上嘴塞到墙角并包裹着被褥幸免于难外，其余参谋人员全部牺牲，司令和参谋长带去的六名侍卫同时遇难。
在更后的坑道里，我们找到了正在休息待命的十七师将士，由于该部全都是老兵，在毒气弹来袭时，大多数都正确选择用毛巾沾着自己的尿水裹在脸上，接着把头贴到地面，迅速挖出一个小洞把头塞进去躲避，牺牲的并不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陷入昏迷中，只有少数人还能保持神智清醒，章祖颖师长也昏睡不醒。
随后，我们又在镇子北面的土地庙军团临时指挥部里，找到了张承柱副司令和司令部其他将校，由于土地庙正堂中有一口大水缸，我军团入驻后在里面装满了水，将校们大多能够及时用湿衣服湿帕子捂住嘴鼻，但是，由于毒气可以通过皮肤进入人体，并且此次日军投掷的毒气弹量大，持续时间久，加之天气闷热空气不流通，使得毒气弹的伤害更为严重，将校们均陷入昏迷。
为了确保所有伤病员的安全，前出的杨冠率部回援，负责镇守北务镇南线，同时，东线日军数个师团经过短暂休整后，徐徐向我部逼来，在此情形下，杨九霄师长带着人顶了上去。下午一点十分，杨冠师长重伤抬下火线，我手头再无大将可派，只好亲自率部进入一线阵地，直至伤病员全部撤离至顺义县城，才和杨九霄汇合撤退。为了阻止日军进攻，模范营和工兵团将箭杆河、潮白河、月牙河上的大桥全部爆破炸毁。
至晚上八点，我部在二十九集团军宋明轩将军亲自率部保护下，安全撤退至昌平县城，汤恩伯将军亲自率部迎接，妥善安置。至发稿时，军团具体损失还在进一步清理中。鲁逸轩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八日晚八点”
虽然鲁逸轩并没有过多渲染遭受毒气弹袭击和与日军追兵战斗时惊心动魄的画面，但所有人均能从这份近千字的电文中，体会到当时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安毅迅速下达命令：今晚十二点，空六团全军出动，掩护西南航空公司十架an5大型客机，将所有受伤将校全部空运至叙府总医院，紧急抢救。由于燃料不足，途中机群将在洛阳、宜昌机场降落加油，安家军司令部已经与中央空军紧急协调并获得了支持。
第五军团由鲁逸轩暂代军团长职务，在昌平休息一夜后，率部乘火车前往大同。叙府总医院派出的专家抢救小组，已携带大量药品和诊疗器械，在大同南郊建立起一个大型野战医院，他们将与第五军团野战医院的医生护士一起，抢救受伤官兵，伤势严重者一律由专机接回叙府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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