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卫生院出来的时候，陶二姐的心理很不服气：“什么奥迪四个环？还奥运五个环呢？老娘乐意带，行不行？”
她之所以从中捣乱，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二毛舒坦。
她要跟他拧着干，他说往东，她偏要往西，他说打狗，她偏要骂鸡。
她把二毛当敌人，敌人说的话，她永远当放屁。
你想干啥，姑奶奶给你搅合啥，就是不让你弄成。
还真是，被陶姐这么一搅合，仙台山立刻掀起了一股雇佣带环风。
就是孕龄的妇女不想上环，花钱雇人上。
有雇寡妇的，有雇留守女人的，很快，这成为了一种发财致富的门路。
再后来，管理越来越混乱，于是上面规定，妇女再去上环的时候，必须要有大队村长跟着。
或者办理身份证，持有效身份证去上环，这种歪风邪气才杜绝了。
刚修出来的山路没有为大山的发展带来便利，反而成为了山外人祸害山里人的直接通道。
十月刚过，人口计划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梨花村的大喇叭天天喊，工作组的人几乎三天来一次，每次都喊得人心惶惶。
他们的语言非常强硬，有恐吓，有命令，言语中听不到一点仁慈。
大量的罚款终于开始了。
不够年龄成亲的，罚款三千。
不够年龄生育的罚款三千。
没有结婚证的，属于私婚，罚款三千。
生两个娃的，属于超生，罚款五千。
生三个娃的，属于严重超生，罚款一万。
四个娃的，再加一倍罚款两万。
短短几天的功夫，大家靠种菜得来的收入，全都进了工作队的腰包。
从前，仙台山长久封闭，山民们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天黑以后抱着老婆，除了干那个事儿，还是干那个事儿，所以孩子越生越多，日子越过越穷。
眼看着村里开了荒，靠着劳动种菜有了一部分存款，结果把钱全部扔给了乡里的工作队。只好勒紧裤腰带再干了。
村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家都在罚款的队伍里。
可是把几年的存款全部交上去，还是不够。
而且你一个也跑不掉。
这些天二毛在村子里啥事儿也没干，整天挺着光头转悠。
梨花村六十一户人家，家家的人口被他摸得门清。
谁家超生几个，他都知道，甚至谁家的狗是公是母，身上有几根毛，他都查得清清楚楚。
工作组的人不但整天鬼哭狼嚎在喇叭里喊，而且满街都在贴标语。村里大街的墙壁上全部写上了标语，
标语之一：“宁可血流成河，不能多生一个。”
标语之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标语之三：“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标语之四：“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标语之五：“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标语之六：“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标语之七：“谁不实行人口计划，就叫他家破人亡。”
“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这样的标语写满了村里的墙壁，就像一根根钢锥，刺进了村民的心里，弄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有交得起的，拿钱了事，交不起的只好被迫逃亡。
于是村里一户户人家只好领着孩子拉着老婆逃进了大城市，汇入了纷纷的盲流大军。
九十年代的盲流大军，就是那时候形成的，绝大部分都是从乡下逃进城的超生游击队。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梨花村的群众就偷偷溜走了一半，桃花村的人走了一多半。
杏花村跟野菜沟的人，几乎全都走了。
因为其它三个村都很穷，根本没钱。
而且走的都是精壮劳力，山里的地再也没人种了，长满了荒草。
作为蔬菜基地的仙台山，再没有向山外输送过一颗白菜。
人都走了，还种个鸟菜啊？
不单单我那七十亩地找不到雇工，开出来的一千亩地也没人种了，全部荒芜。找不到人浇灌，找不到人播种，找不到人收获。
很多人家的房子只盖了一半，再也不能动工了。
因为没钱了。
很多人家的茅草房准备扒掉，也不扒了，接着住。
还是因为没钱了。
整条大街显得冷冷清清，找不到年轻人了，四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的，几乎一个没留。
满大街都是拄拐杖的老人，再就是流鼻涕的孩子。
没有大人做饭，孩子也饿得不行，从学校回来哭着喊着说饿。
那是一个让人发昏的年代，也是仙台山最危难的几年，更是梨花村收成最惨淡的几年。
那几年，村民再也没从田地里收获过一分钱。
我跟孟哥，狗蛋还有赵二哥三年的努力，几个月的时间付水东流，化作一片乌有。
一种迷茫的，伟大的，完全正确的，让人战栗的真理，袭扰着每个山民的心。
他们因为害怕而顺从，因为屈服而逃亡。
他们没有愤怒，只有无奈和屈辱，在磨难的夹缝中苦苦生存。
最先引起不安的是狗蛋跟孟哥，两个人一起陷入了纠结。
狗蛋找到了孟哥，说：“哥，咋回事儿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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