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诺阿让和布尔教授半小时后到达梁晓秀的住处，梁晓秀和宋福禄笑脸相迎，把他们让进屋，给他们冲上咖啡。粱晓秀问汉学家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消息，汉学家说他们的营业执照和所有证件三天后将还给他们。
宋福禄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耳朵，又问了一遍汉学家：“诺阿让教授，这是真事吗？我都不敢相信了。”
“是真的，三天后你们就能拿到执照和证件，”诺阿让教授说，“我们已和里尔警察局沟通好了；现在只剩下一些细节。”
布热教授这时插话说，诺阿让教授为了这件事三次来里尔和警察局交涉，最后动用了巴黎律师团才把事情搞定。
“诺阿让教授，您来里尔三次怎么没和我们联系？”梁晓秀不解地问道。
布热教授替汉学家回答说，诺阿让教授得知他们在里尔大学卖卷饼后，便决定不打扰他们，所以没有和他们联系。他想等有了结果再和他们联系，所以拖到现在。
宋福禄想：诺阿让教授真是善解人意啊，这样的老外少见，太少见了。
梁晓秀赶紧问汉学家详情，她想知道所有的情况。
布热教授先介绍了具体情况。
一个多月前，汉学家接到梁晓秀的求救信后，委托布热教授到里尔警局了解情况。里尔警局的态度非常恶劣，一再强调说梁晓秀和宋福禄扰乱了大广场的秩序，破坏了里尔市的社会治安，他们将受到严惩。布热教授把具体情况反馈给诺阿让教授，诺阿让认为事态严重，便亲自出马到里尔警察局了解有关情况。警察局的答复是：他们已决定正式起诉梁晓秀和宋福禄，正在收集证据阶段。其他的事无可奉告。
诺阿让教授回到巴黎里后，向他的老同学、巴黎著名律师索罗先生介绍了有关情况，希望索罗律师出面与里尔警局交涉。索罗听了汉学家的介绍，认为这个官司肯定能打赢，便同意免费为梁晓秀和宋福禄打官司。
索罗律师给里尔警局发了律师函，之后就开始调查这个“案件”。
经查证，索罗律师认为，从法律角度看梁晓秀和宋福禄并没有违法，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罪不能成立。他当即向里尔警察局提出了律师意见：立即归还宋福禄和梁晓秀的所有证件。里尔警察局不予理睬，称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两个中国人确实扰乱了社会秩序。警察局的所谓证据就是梁晓秀站在大街上吆喝，引起了人们的围观。
律师把这一情况通报给汉学家，汉学家从中国文化角度解释了梁晓秀吆喝的意思，说她的吆喝是中国人做生意的一种方式，具有文化遗传性，而且还有民族特征。她卖的是中国宋代卷饼，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中国古商人就以吆喝的形式卖卷饼。所以吆喝并不是为了扰乱社会秩序，更不会危害社会治安。同时，汉学家还给律师提供了不少参考意见。
律师便到大广场现场了解具体情况，他得知梁晓秀站在店门口吆喝，并没有妨碍公共秩序；人群围观看热闹，那是因为人们好奇。在大广场上，律师还看到有一些杂耍人员在表演，同样围着很多人看热闹，但警察并没有出面干涉。
律师提出了解决问题方案，请里尔警察局考虑。警察局还是不买账，坚持认为他们扣押梁晓秀和宋福禄的所有证件是依法办事，并强调他们要严惩梁晓秀和宋福禄。
警局的态度彻底惹怒了索罗律师，他果断决定由他牵头组建一个律师团，和里尔警局打官司。巴黎律师团正式向里尔警局发函说，他们有十足的把握打赢官司，希望里尔警局慎重考虑律师团的意见。
里尔警察局还是没拿律师当一回事。他们还不知道索罗律师的厉害。索罗是巴黎最有名气的律师，只要他敢接手的的官司都能打赢。他决定打赢官司，杀杀里尔警察局的锐气。
那些天索罗律师每天和汉学家联系，汉学家不断给他提供参考意见。
索罗律师经过十天的调查取证，向里尔警局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一、梁晓秀的吆喝是中国的一种商业销售模式，并不构成危害社会罪(事实上，也没有构成所谓的危害社会罪)，因此里尔警局的指控不能成立。二、梁晓秀和宋福禄持有营业执照，他们的经营合理合法，警局扣留他们的执照和证件是不对的，应立即把所有证件还给他们。三、里尔警局应向梁晓秀小姐和宋福禄致歉，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
汉学家这时给索罗律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最好庭外和解，免得把事情闹大。他不希望广日持久地打官司，更不希望闹得满城风雨。
但里尔警局不接受庭外和解的建议，坚持要和律师团对抗到底。
索罗律师立即开始行动，把这个案件提交给法国高等检察院，请求检察院出面制止里尔警局的非法行为。检察院查阅了法国有关扰乱社会治安罪的条款，根本就没有吆喝一说，于是积极介入使得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观：里尔警局表示愿意庭外和解。
与此同时，索罗律师牵头的巴黎律师团收集了大量证据，查阅了法国所有有关法律条款，指控里尔警局执法犯法，应承担一切责任。面对强大的压力，里尔警局最终让步了，不再坚持起诉梁晓秀和宋福禄，并同意厅外和解。
“那么现在呢？现在的最新进展怎么样？”梁晓秀急着问。
“最新进展就是三天后把所有证件返还给你们。现在只有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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