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秀带10万欧元回国探亲，她完全有能力彻底改变她家的经济状况，但她不想那样做，更不想让家人知道她的真实经济状况；她想慢慢来，一点点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她的想法是有原因的：那时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国内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们的经济状况极差，她不想出风头，更不想被人抓着住什么把柄。
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眼巴巴地看着她，把她当成了大救星。她虽然是家里的姑娘，但由于是老大，从小在家里除了父母，她就是说话最算数的人，弟弟妹妹都听她的话。
此刻弟弟妹妹看着含着无限的期望：大姐出国了，在外面站住了脚，大姐会不会管他们呢？——那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他们本想在路上问大姐，但父母有言在先，不能随便问大姐问题，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敢问大姐。
梁晓秀看一下手表，已是晚上11点了。她问弟弟妹妹困不困，他们齐声说不困；他们就想听大姐说话。大姐只问了家里的情况，但还没有表态；他们想听大姐对家里有什么安排。
梁晓秀说：“那我们就说说家里的事吧。我离开家四年，四年给家里什么事都没做，完全靠弟弟妹妹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我这次回来想和你们商量几件事，把咱们家的生活慢慢改善了。”
弟弟妹妹紧张地看着大姐；父母则很想知道大女儿有什么具体想法。
她说，她准备这次以探亲的名义把大弟弟和大妹妹带到法国，让他们在她店里帮忙干活。她这次回去要开一家中餐馆，餐馆需要人手，弟弟妹妹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父母听了女儿的话，当时就想：晓秀把大弟弟和妹妹带出去，那家里怎么办？谁来挣钱养家糊口？家里就指着那姐弟俩，他们要是离开，这个家还能维持下去吗？晓秀考虑到这些情况没有？
梁晓秀看出了父母的担忧，她说弟弟妹妹不在家期间，家里的生活费由她出：她每年给家里3000元的生活费。
“你给我们钱，你的钱够用吗？”母亲觉得女儿给3000元太多了，她担心女儿省吃俭用，自己的钱不够花。
“妈，我还想问你们呢，一年3000元够不够花？”
“晓秀，你弟弟妹妹一年才挣1000元，你一次就给3000元，当然够花了。”
父亲插话说：“3000元可花不了。咱们村没有一个人家一年能有3000元的收入。晓秀，你给家里3000元，太多了。”父亲说的是实话，在那个年代国人还在搞阶级斗争，根本就没有机会和条件赚钱。
大妹妹晓玲和大弟弟振钢听到大姐要带他们出国，激动地跳了起来，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他们也会象大姐一样出国挣钱。弟弟想：他出国四年后也回国探亲，那时他就成了华侨，也可以住和平饭店了。妹妹则想：她要出国，她就和对象黄了，不再和他谈恋爱了。她要象姐姐一样，也找一个法国华人，在法国生儿育女，扎下根来。那姐弟俩在上海接到大姐后，领教了大姐的经济实力，他们还没来得及告诉父母呢。
姐弟俩把前景想象得非常美好，完全没有想到他们到法国要吃苦，要克服种种困难。
梁晓秀给他们泼了冷水，她说到法国去探亲很难，她要先给他们办护照，申请签证，有很多事要做。如果他们命好，他们就能去法国；如果不走运，她也许给他们办不成手续。
弟弟妹妹听了，心里凉了一半。
梁晓秀接着说，他们俩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到法国一切从头开始，只有安下心来埋头干活，吃苦耐劳，坚持下去，他们才能看到希望。
弟弟说，只要能挣到钱，让他干什么都行；吃苦他不怕，他就怕没事干，挣不到钱。
妹妹说，她不怕苦不怕累，到了法国她听大姐的：大姐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至于挣钱，她听天由命。
大弟弟和大妹妹都表了态，母亲便说：“你们俩到了法国，要听你们大姐的话，老话说长子为父，你大姐在家时就说了算，你们俩千万不能和大姐拧着。出门在外，和在家里不一样。”
妹妹说：“妈，你就放心吧，放一百个心！”
弟弟也说他到了法国，还要和大姐学很多东西，他怎么能不听大姐的话呢？
小弟弟和小妹妹虽然年龄不算大，但也懂事了。他们俩听到哥哥姐姐要去法国，忍不住问大姐，他们将来是否也有机会去法国。他们还小，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以为一到法国就有钱了呢。
梁晓秀说：“你们现在还小，等你们长到18岁时，我再带你们出去。”她已想好：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她都要陆续带到法国，让他们在她店里干活。他们如果是那块料，就在法国扎下根来；他们如果不是那块料，就让他们回国。她自己刚到法国时吃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她不想惯着弟弟妹妹，就想锻炼他们。磨炼他们的意志。
父亲想：大女儿要把弟弟妹妹都带出去，那他们老两口谁来照顾呢？难道他们也去法国生活？他们去法国干什么呢，能适应吗？他想问女儿，但又不好意思问。
母亲也有同样的想法：孩子们都走了，他们怎么办？她想等过几天找时间再问问大女儿的想法。
全家人兴致勃勃地聊到下半夜，梁晓秀犯困了，她说她想睡觉了，有什么事第二天再聊。
梁晓秀睡觉了，可是弟弟妹妹去睡不着了。
弟弟妹妹两人来到院子里继续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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