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们又出发了。梁晓秀在路上说，他们现在这个餐馆的地址肯定不行，他们再开新餐馆必须得选一个新地址。她看好大广场和啤酒商业街，在那里开中餐馆才会有客源，才能赚到钱。
她说：“我们先到大广场看开快餐店的地址，看看那里的房租到底有多贵。”
“你真想开快餐店吗？”宋福禄对快餐店并不看好，他认为老外不会吃梁晓秀做的卷饼快餐。
“这要看资金情况，如果资金一时凑不够，我们就只好先开快餐店。等我们赚到钱后，我们再开餐馆。”她也知道要想赚大钱，当然得开餐馆。
他们在大广场转了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一处租店铺的地方。那是一家小商店，大约有25平米，但年租金要价高达4万欧元。宋福禄和人家说了半天，人家一口咬定4万欧元，而且强调一次付清租金。
“你看到了吧，这里房租多贵！”宋福禄说，“25平米的房子租金高达4万欧元，我们还能赚到什么钱呢？”他在心里否定了在大广场开快餐店的方案。
“是太高了。”梁晓秀这时才意识到房屋位置的价值差别竟然有那么大。宋福禄原来租的房子，餐厅和卧室加在一起有100平米，年租金不过2万欧元。
但梁晓秀并没有放弃开快餐店的想法。
她当时立即想到了几个方案。一是，她要找那家法国餐馆的老板帮她和房东谈房租问题，他们法国人之间肯定好沟通。她和宋福禄是外国人，人家肯定要价高。二是，她要到巴黎取经，看看怎样才能做到合理避税。按照法国餐饮税收的规定，如果缴纳45的各种税费，那么开餐馆的利润确实太少了。她的初步想法是：最多交20的税费。三是，她要设法每天卖出200份快餐。只要能卖出200份快餐，她就有赚头。
她依然信心十足地和宋福禄说，他们站在那家法国快餐店门外观察一会儿，看看人家能卖出多少份汉堡快餐。
于是他们就开始数排队的人，一个小时之内，那家快餐店卖出了100份汉堡快餐。梁晓秀由此估计那家快餐店一天至少能会卖出1000份汉堡快餐。如果按她计算成本的方法计算，那么那家快餐店每天的营业额为6000欧元，每天的净利润至少有2000欧元。由此推算，一年的收入大约为60万欧元。
她说：“这家快餐厅太厉害了，我算了一下，一年的纯收入至少有60万。”她同时想她只要能赚到5万欧元就心满意足了。
宋福禄笑着说：“你是按照中国人的算法计算的。法国人的算法和你算得不一样。我给你再算一遍。你看那家店铺，大约有50平米，那么它的年租金就是8万欧元。窗口有两个人卖快餐，那两人每月的工资我估计至少每人1000欧元，一年下来，两人的工资就得花掉24000欧元。此外在后厨制作汉堡套餐的人员，我估计至少有3-4个人，他们一年的费用也得达到4万欧元。还有，他们的成本肯定比较高，他们不会象中国人那么会精打细算。此外还有水电煤气费，税费等等。这样算下来，我估计这家快餐店的年纯收入最多不会超过20万欧元。”
梁晓秀听宋福禄计算法国的人工费，才知道法国人工费是那么昂贵。她想：都是人，可是法国人就那么值钱，而中国人的人工费却那么低。
宋福禄又说，法国人的工作是有严格时间规定的，那家快餐店的员工一天最多工作不会超过7个小时，他们肯定是两班倒；而华人的工作时间可以无限延长，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
“你说得有道理，福禄。我们如果按他们那样开店，我们一天即使卖出300份卷饼快餐，我们也赚不到钱。我都想好了：我一个人可以顶三个法国人。我们俩顶六个法国人。我们不存在人工费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呀，”宋福禄感叹道，“在欧洲华人开店与老外竞争，在劳动力方面占有先天优势。一对夫妇，一个在后厨，一个跑堂，就能应付一家小餐馆。巴黎就有那样的小中餐馆。如果餐馆规模再大一点，华人的子女会帮父母打理餐馆。规模再大一点的餐馆，雇佣一两个员工，就顶三四个法国员工。这些费用远低于法国餐馆的员工费用。”
他们从大广场出来，又来到啤酒商业大街看餐馆地址。他们看中了一个出租的店铺，面积100平米，年租金高达20万欧元。
宋福禄听了目瞪口呆，他对梁晓秀说：“这回你信我说的了吧？人家要价20万欧元。假设我们租下这个店铺，我们不仅赚不到钱，我们还得赔钱，而且还赔不起呢。我给你算一笔账，你好好听着。假设一天的营业额是1000欧元，一年的营业额大约是36万欧元。看起来来挺多；但交20万房租后，你只剩下10万欧元，而那又仅仅是毛收入。成本按最小计算，也得占30，就是说，30万欧元的成本是9万欧元。我还没计算税收和其他成本。如果都加在一起，一年大约亏损5万欧元。你还想在这里开店吗？”
梁晓秀觉得宋福禄的计算方法有一定道理，但过于悲观。一天的营业额为什么只能有1000欧元呢？为什么不能有2000欧元甚至3000欧元呢？
在没有尝试之前，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赚不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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