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秀静静地听着克莱斯特的话。
他接着说：“所以，中国一定要有自主品牌的世界名牌产品，也就是说一定要有知识产权。这个利害关系，我不说你也清楚。我知道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过去没有能力、经验和财力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我期待着中国经济跃上更高一个层次。自主品牌、世界名牌、知识产权，是国际市场上的制胜法宝。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道理中国人很清楚，”梁晓秀说，“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就提出建立自主品牌，拥有知识产权的概念，而且一直在努力做着这方面的工作。但中国经济的基础差、人才有限，最初只能从模仿开始。至于创建世界名牌产品，那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一流人才，更需要慢慢培育国际市场──而这个市场早已被欧美国家的企业垄断了。”
他说：“这些情况我知道。我只是在提醒：这是中国经济占领国际市场高地的唯一途径。换句话说，这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唯一出路。当然，我相信中国，相信中国能够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尽管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还是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中国正在处于飞机起飞的状态下。这架飞机一旦起飞成功，他将直飞目的地。”
梁晓秀问他：“再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中国在创新领域有了大面积的突破，也就是培育了大量拥有知识产权的世界名牌产品后，世界经济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克莱斯特十分肯定地回答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划分。人类历史上的天平将倾向于东方，也就是倾向于中国。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中心。”
汉克是英国商人，梁晓秀在她的伦敦餐馆结识了他。
汉克的名片上印着三个头衔：英国政府贸易顾问、英中经贸委员会副主席和英国索比公司董事长。1998年梁晓秀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但精力充沛，头脑清晰。据他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开始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和中国人已经很了解了。每次见面，他都用中文对梁晓秀说：“老朋友！”那样子完全是一种“中国通”的做派。
在欧洲，梁晓秀不时能遇见像汉克那样的“中国通”，他们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知道不少，特别善于和中国人沟通。
她的感觉是：凡是和中国人接触较多的欧洲人，他们的处世哲学都带有一点中国人的味道。这些人和那些从未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欧洲人有很大区别。他们对中国有某种程度上的亲身体会，办事比较灵活，知道怎样和中国人打交道。而那些从未与中国打过交道的欧洲人则显得“幼稚”，呆板，在与中国人第一次接触时完全按照欧洲人的行事方式谈话或发表见解。
在梁晓秀接触的英国工商界人士中，汉克是一个另类：典型的商人。在他身上能发现中国商人的许多特点。他为人看起来和善、随和，但骨子里暗含着商人的精明，圆滑，计谋、算计。他们这一类商人善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把握时机，几乎从不上当受骗。据说，他在中国的生意做得很好，很大，从没有吃过大亏。显然，他属于那些精于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欧洲生意人。
和汉克聊天，梁晓秀感觉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他不但知道中国商界的游戏规则，而且对中国人的性格、脾气、嗜好了如指掌。看着他，梁晓秀有时想，他哪是英国的商人呀，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商人。梁晓秀自己就是商人，她对商人有亲身体验，她猜想欧洲的“汉克们”在与中国商人做生意时，中国商人能占到多少便宜呢？
中欧关系有时会出现一些波动，在那时欧洲的政治家、评论家、记者都会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有一次梁晓秀问汉克怎么看待中欧之间的关系。
他的回答也透着商人的气息：“我以为，做生意是第一位的。大家不要为意识形态的一些事情争吵不休，大家都来发展经济──这对哪一方都是有利的。”
梁晓秀又问他：“那么以后呢？如果中欧之间再出现不愉快的事情，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还会受到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分歧，找到一种稳妥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
他的回答很简单：“经济是根本，商业才能立国。争执既带不来商业利润，也提供不了就业，只能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糕。什么都不要想，发展经济，埋头做生意──这是解决当今世界一切矛盾的上策。”
梁晓秀私下想：汉克的话倒是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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