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呢？原来，北宋曾经有过一位相臣，叫张商英，他的号是“无尽居士”，而上古那位射日的后羿，所属的氏族则是“有穷氏”，于是，张棣由此发挥，说张商英为相，秦桧也为相，这话是明张暗秦，而有穷也是暗指秦桧，他冲着相爷又嗟又笑，当真该死的很。
秦桧虽然奸恶，却不是满清诸王大臣那种草包，这种比“将明”还要混蛋加八级的胡说九道，他实在是看不下去，更没脸用这样的解释去收拾胡铨，张棣马屁拍到马腿上，只好咬着牙再等机会。
总算，张棣等到胡铨又写了一首诗，里面说“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这下终于坐实了他“怨望朝廷”的罪名，到底把胡铨撵去了海南。
从上面的事情中，我们可以初步梳理出“秦系文祸”的一些特点：一方面，秦桧所治文祸，与前人、后人，皆大有不同，他尽管也自有一肚皮好才华，却懒得去摘章捉句，最常用的罪名，无非是“谤讪”、“狂妄”之流，根本不屑于逐字分析。倒是那些迎其鼻息的鹰犬们，还要费几分心思，织攀成罪。另一方面，秦桧治文祸善外联，善滚雪球，或者说，是善立鹿于朝。胡铨被打在聚光灯下后，他的目标便不再只是胡铨，那些敢于声援的，敢于与他保持同一阵线的，敢于和他联系、唱和的，都将被一一择出，无情打击。
……另外，这同时也是他对自己队伍的一次筛选和审视，哪些人会犹豫，哪些人会手软，哪些人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跟进和打击，通过这样一bō_bō的攻击，秦桧也就能够心里有数。
所以……张棣的无能与无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或者并非要“求上进”，而只是为了“远灾祸”，在秦桧的游戏规则当中，那些有幸监视流臣们的官员，其实，也是在走一盘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棋局。
……比如说，右朝奉郎，王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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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二十二年，一个令官场中人，尤其是令秦桧一党人员目瞠口呆的消息传出，右朝奉郎任全州知府王趯因为“为逐臣传递书信”，被撵去湖南，成了一个小小的编管。
大为惊讶的官员奔走相询，希望摸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长脚相公的想法变了吗？这是要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还是新一轮洗牌的开始？
……然后，当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以后，无数人，包括王趯在内，泪流满面。
当时，有一位在海南呆了快十年的姓李的官员，很希望回到内地来，于是，他给秦桧写了一封信，请王趯代为转达。不久，信送到了秦桧的手里，他一边拆开信看，一边用一种很随意的神情问送信的人，“李参政今何在？”
李参政现在在那里啊？
使者回答说：“李参政今在全州，与王知府邻居。”
李参政住在全州（广西）呢，和王知府是邻居。
这还了得！
秦桧勃然大怒，立刻下令，严查这位“李参政”何以胆敢擅离贬所，而那位胆肥到敢于先斩后奏的王右侍郎，则直接被下了狱。
没几天，事情查清了，“李参政”还好好的呆在海南呢。和王知府做邻居的人中，倒是有一位“李将军”。
那个脑子短路的信使下场如何，已不可考，反正王趯是没能翻案。面子上下不来的秦桧怎么也不肯承认自己弄错了，索性用“代逐臣递书信”的罪名，把他贬到了湖南。
在那十八年中，这样的事情并非一起，没有旗帜鲜明表明立场的贬所官员们，倒霉的不是一位两位，拒绝追究王庭珪的曾慥、王珉和王大声，想要保护吴元美的孙汝翼，都先后遭到处罚，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张棣之千方百计想要给胡铨再加个罪名弄走，或者，也是在自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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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到的“李参政”，曾任参政知事，叫李光。
……和赵鼎、胡铨一起，把名字落在一德格天阁上的李光。
他曾经是秦桧的副手和助手，是主和派的人物，但后来，他转变立场，提出“金不可信、和不可恃、兵不可撤”的“三不可”，激怒秦桧，从此，就走上了漫漫南行路。
李光的初次被贬，是在绍兴十一年，贬所在广西，绍兴十四年，他再被贬移，赶去了海南，他是个心蛮宽的人，才学也好，索性在当地写起了书。他写的是史书，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小史》。
绍兴二十年，他写《小史》的事情，被秦桧知道了。
……风波恶！
李光贬昌化军（仍在海南，但是在更南，更荒凉的地方），永不检举。
弟李宽，除名,勒停。
长子李孟传、三子李孟醇,侍行，死贬所。
二子李孟坚,对狱，掠治百馀日，除名，编管。
四子李孟津，抵罪。
……
《续通鉴》记曰：“田园居第悉籍没，一家残破矣！”
此案牵连极众，除李光一家外，尚涉及到胡寅、颖直、张焘等十余名官员，之后，更派生出吴元美、程瑀诸案，范围之大，力度之重，远远超过胡铨一案。
李光《小史》案，在秦桧所治文狱中颇有特色，其它的案子，基本都是在文字中或者攻击了秦桧，或者声援了秦敌，或者被认定攻击了秦桧，或者被认定声援了秦敌……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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