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二十五年,本来应该是血色弥漫的一年,这一年中,秦桧苦心积虑,制造了“大逆”案,除了要把老对手赵鼎灭门外,还要把其它对手如张浚、胡铨、李光等一网打尽。因为这是他高度重视的一件事情,所以事必不假手,亲力亲为,结果,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将要走完最后一道程序的那一刻,他的病情突然发作,“竟不能字”,再三努力,也没能画上那个代表着圆满的句号。
……天有眼么?
但,若真有眼,风波亭外,天在那里?
只能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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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
一德格天阁上,排名第一。
他的地位身份本来远远高过秦桧,乃是南渡后的第一任相臣,号称“中兴贤相”,但与秦桧斗法不敌,在绍兴八年败走,一贬再贬,始终未能翻身。在秦桧制造“大逆”案时,他已去世八年,“大逆”案的中心,是他的儿子,赵汾。
关于“大逆”案,并没有什么可说的,赵汾是个没有多少政治敏感性的人,他与和他一样缺乏敏感性的赵宋宗室赵令矜交游密切,被人罗织成罪,至于罪名,那都是自己提供的。
对秦桧来说,这个案子的中心目标是赵汾,外延目标是其它所有和秦桧有着仇恨的敌人们,但从案子本身的角度来说,这个缺乏政治敏感性,总是摆不正自己位置的赵令矜,才是重点人物。
赵令矜是个大嘴巴,大到了什么地步呢?他曾经和其它很多人一起看秦桧的《家庙记》,其它人要么不说话,要么夸夸这文字不错,他一开口,就是引经据典。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冲人家家庙说这个话,就等于说,到同事家里串门,看见人家的婚纱照,咱们么,要么夸完人家漂亮然后说吉祥话,要么说完吉祥话然后夸人家漂亮,可偏有一位,直目竖眼看着照片在那里掐日子,说,哟,你们结婚有年头了啊,眼看就是七年之痒啦!
得罪秦桧也就罢了,另外一次,赵令矜和国家教委的领导一起喝酒,边喝,边感叹说,现在这世道真是不好,皇帝糊涂奸臣做乱,唉……这样下去怎么办啊。
虽然说宋人骂骂皇帝不是多大的事,但也要看谁来骂,赵令矜的悲剧,就在于他和文人们混得太久太投入,结果忘了自己也是有着广义上的合法继承权的赵氏子孙,是曾经手持金锏,能够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八贤王赵德昭之后,而不是一个姓赵的普通文官。
赵令矜定“大逆”,之后,便是对赵汾无休止的迅问,逼着他把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吐出来,画上手印。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秦桧曾经亲自拟过一张五十三人的名单,当中包括了胡铨、李光、张浚……和其它许多人,他必须确保,这些人要由赵汾供出来,然后定成死罪,办成铁案。
……所幸,天未假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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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出现了张浚这个名字。
他是南宋大将,更出将入相,在赵鼎、李光先后败走后,他一度曾成为秦桧的重要对手,并一样享受到了名留一德格天阁的待遇,是当时第一等的大人物。
……不过,我这里专门又提出来说他,倒不是因为他是大人物,而是因为,他身上一样有一桩文祸。
而且,是南宋第一桩文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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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
这两句诗,是曲端的作品,也是曲端的死因。
曲端,是南宋初年川陕战区的重要将领,有能力有威望,但问题是,他同时也有一个坏脾气和一张大嘴巴。顶撞上级,轻视同级,都是家常便饭。
某一次宋金会战前,曲端对上级的方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被采纳。会战失败后,他到处去说自己的意见有多么正确,这一下终于激怒了张浚,于是,就有有心人把曲端的诗抄了一首拿来。
“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
结合南宋初年的局势,这个罪名一下就套上了,“指斥乘舆”,你把意思说清楚,你在说谁不去光复关中,你在说谁划着小船往南边跑?
曲端被治罪,贬斥,很快就在贬所死于私刑,时年未届四十。
后来,张浚在多个不同场所表示了自己的后悔,也的确采取了一些补偿的措施,然而,斯人已逝。
周密比之为:“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
曲端的这件事情,虽然从主角到配角到所有相关人员都是武将,但却是一起比较典型的文祸,无中生有,却又解之合节,把那种若有若无的味道把握的很好,属于那种“一语点破,无从分说”的类型。在整个临安十八年中,能够与之相比的,大概也只有吴元美鸣条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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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美,是李光《小史》案中的人物,他在李光治私史案发后,写了一篇《夏二子文》,声讨“夏二子”,也就是夏天出来活动的苍蝇和蚊子,里面有一句非常妙的双关语。
“夏告终于鸣条,二子之族,殆无遗类。”
这个“鸣条”,可以理解为风把树枝吹响,指秋风起,夏日终,但同时,鸣条又是一个地名,是夏商易姓革命的主战场,这儿的妙处,就在于“夏”与“鸣条”都可以作双重解释,又都能顺畅成文。但日后被定罪,也就定在这儿,假借四季更换,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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