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阅过患者诊疗记录，也亲自检查过患者身体，她受了严重刑伤，失血严重，身体极为虚弱。而且，我在患者右肘窝发现了针眼，推断鬼子是直接将鼠疫病菌注入患者血管，如果是这样，病菌最多潜伏三五天，就会爆发。”
听医官这么一说，李云勇心里“咯噔”一下，呆呆地站在那里，若有所思。
傅正范看到李云勇又是一番失魂落魄样子，连忙转移话题：“李队长也不请我们去屋里坐坐？是不是嫌我招待不周？”
“傅师长言重了！”李云勇说道，“只是房间是隔离区，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既然人没问题，那他的活动区域就更没问题。”医官说道。
“傅师长，里面请。”李云勇连忙招呼。
“你们在外面等候，我和李队长有话要谈。”到了土地庙门口，傅正范对身后的随从说道。
土地庙年久失修，里面供奉的土地公公等塑像早已不知踪迹，只剩下一幢空庙。李云勇住在偏殿，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行军床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洗漱用品摆放的整整齐齐，门口的木架上，则放着步枪和子弹带，完全就是军营做派。唯一不同的，原来神龛位置，放着一个洁白的陶瓷罐，罐前面，放着一束盛开的白色野花，花丛中，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位身着旗袍的温婉女子，正微笑凝视。
那是李云月的遗照。
傅正范脱下军帽，在遗像前默默伫立。
“谢谢傅师长对我们兄妹的关照！”李云勇站在一旁答谢。
“何时入土为安？”傅正范问道。
“等我离开了再说吧！”李云勇深情地凝视着李云月的遗像，心中充满惆怅，“我想多陪陪妹妹，怕她孤独。”
“这样好不好？我部征募了很多新兵，急需有经验的教官进行训练，”傅正范提议道，“我向上峰请示，将李队长留下来作为我部教官，暂任师副参谋长，不知李队长意下如何？”
李云勇微微一笑：“李某现在身份还是新四军‘反省军人’，傅师长就不怕上峰起疑心？”
“起什么疑心？怕我通共？”傅正范没好气地说，“不怕李队长笑话，‘通共’这口黑锅，我已经背了很久。重庆早有风言风语，说我预四师最好改一个番号，叫‘预新四军’；还说我鄂西行署，是什么‘小延安’！我就不明白，我部整顿军纪、清剿鸦片、鼓励耕种、发展教育，军民一心，全民抗日，哪一项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哪一项不是孙总理要求国民党员必须做到的？哪一条不是‘三民主义’的固有之义？哪一件又不是蒋校长向我们反复宣讲的‘爱国家，爱百姓“的革命军人义务？怎么现在做这些，就有了‘通共’嫌疑？如果只有共产党才能做这些，那我宁可‘通共’！”
傅正范这番慷慨言辞，让李云勇为之动容，他起身正色说道：“难得傅师长一番拳拳报国之心！难怪预四师能在敌军重围的敌后开创这么一番局面！就冲着您刚才这番言辞，我愿意尽我所能，为预四师训练尽一点绵薄之力。”
“好！我就喜欢李队长就样的痛快人、”傅正范起身，对门口大喊，“参谋长！”
“到！”陈大贵站在门口，“师座有何吩咐？”
“你从侦察营中，选拨100名骨干，再从各部队选拔一批优秀班排长，组成教导队，让李队长负责训练。既然人家称呼我们为预‘新四军’，老子就不担这个虚名，也将预四师打造成响当当的‘铁军’。”傅正范豪气冲天，“李队长，为防疫将你隔离了好多天，委屈你了！我现在就让带你去周边转转，看看我们部队的训练，看看我们的老百姓生活。”
黄花乡。预四师师部驻地。四周青山幽幽，满目是苍翠的橘树竹林；溪水穿乡而过，两岸是捣衣女笑语盈盈。村落里，炊烟袅袅，学校里，书声琅琅。正值“双抢”时节，在一些山间平地处，到处是一派割稻、插田的农忙景象，更让李云勇意外的是，在稻田中，还混杂有不少穿着军装军人的身影，这种军民和谐生产的场面，让李云勇顿时产生了一种特有的亲切感。
“李队长，是否有一种似成相识的感觉？”傅正范问道。
“如果不是傅师长陪在身边，我还以为这是在皖南的云岭。”李云勇感慨地说道。
“这里当年可比不了云岭！”傅正范用手环指那些有的金黄、有的嫩绿的稻田，“当年，这些田地里种的全是大烟，满目的罂粟花；集镇里全是烟馆，山区则是打家劫舍的土匪，道路上全是乞讨的老人难童，我既要对付外面的鬼子，又要在内部禁烟剿匪，花了近一年的功夫，才把这样整治得像点样子。”
李云勇心中不由得对傅正范肃然起敬：率领一支孤军，战斗在敌后，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决心？而且这支部队不仅没有溃散，还在敌后坚持战斗，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鱼水情深。他感慨地说道：“如果国民党高级军官，个个都像傅师长这样，忠肝义胆，清正爱民，小鬼子怎么可能长驱直入，到达宜昌！”
“这些还是从贵军那里学来的。”傅正范笑了笑，“我曾经在衡山游击战集训班上，听过黄埔老教官叶剑英介绍敌后游击战的两条经验：一是官兵同甘共苦，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增加部队凝聚力；二是要依靠民众，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有个新名词，叫‘子弟兵’！这样才能在敌后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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