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蒙古诸部因为攻伐族群混乱，达延汗便将统治的东部蒙古重新划分为左右翼各三部，左翼三部即察哈尔部、兀良哈部、喀尔喀部，右翼三部即土默特部、永谢布部、鄂尔多斯部，由几个儿子分别管领。吴三桂所说的“插部”、“秃马”分别是明朝对察哈尔与土默特两部的称呼。
达延汗死后，其一支孙辈俺答振兴土默特部，察哈尔部可汗、蒙古宗主大汗库腾汗十分畏惧，赠他索多汗之号，俺答遂成为右翼之主。随后与明朝交攻多年不休，后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并答允开放边境十一处互市，战事方息。而库腾汗被俺答驱逐，同时将左翼的察哈尔部彻底徙居至靠近辽东之地。此举与建文年间兀良哈部迁徙至明朝边界定居、嘉靖年间鄂尔多斯部奉成吉思汗的“八白宫”举族迁徙到河套地区等事件交叠在一起，终于致使蒙古诸部格局大变，形成了漠南、漠西、漠北三大部分。
漠南蒙古便是东迁的察哈尔、土默特诸部加上原本就居住在蒙古东南地区的科尔沁等部，这些部落靠近明朝边境，被明朝专称为鞑靼或北虏。原来就掌控着蒙古西部及青海等地的瓦剌或称卫拉特蒙古则是漠西蒙古的主体，只不过瓦剌衰败后，其下的和硕特部兴起，成为新的汗国。留在蒙古北部未动的喀尔喀部等部则是漠北蒙古。在漠北蒙古之北，尚有布里亚特等部，不过它们与蒙古主体的联系已经淡了很多。
俺答汗之后，察哈尔部慢慢复兴。万历三十二年，林丹巴图尔继位大汗，称“林丹汗”。当时察哈尔部虽有汗名，但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压根就不把林丹汗放在眼里，至于更远的喀尔喀部更是直接拒绝承认汗位。林丹汗志向远大，一面极力凝聚内部势力，先后得到了喀尔喀等部的顺从与重新朝觐，一面向外与敌对的卫拉特蒙古、女真诸部及大明等交战，风头一时无二，明廷甚至称“虎墩兔憨为虏中名王，尤称桀骜”——虎墩兔憨即明朝对林丹汗的称呼。
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女真大汗努尔哈赤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建立后金，并与科尔沁等部联姻成为同盟，势力日张。而后以“七大恨”举兵伐明，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时任辽东经略杨镐与兵部尚书黄嘉善等人提出“制东夷在先款西虏”的策略，建议“以夷攻夷”，驱使林丹汗与努尔哈赤交攻，好坐收渔翁之利。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林丹汗接受了明朝以重金结盟对抗后金的要求，双方后来互相征伐甚多。但直到努尔哈赤死去，并未分出胜负。
黄台吉继承努尔哈赤遗志，继续向大明、蒙古两个方向用兵，最后利用诸多手段分化离间蒙古诸部，使得林丹汗众叛亲离。与此同时，大明崇祯帝继位，对林丹汗“尽革其赏”。林丹汗为了报复，在崇祯元年举兵攻入大同府，杀军民数万人而去，因此与大明交恶。黄台吉抓住机会，趁林丹汗孤立无援之际发动决战，林丹汗惊恐万分，率众西奔，途中染天花死于青海。后金席卷漠南蒙古，封赏结亲、设旗征兵，将之纳入了己方的势力范围。
漠南蒙古既灭，漠西卫拉特蒙古的盟主、和硕特汗国的固始汗相当震骇。当其时，其国正面临着北方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及更远罗刹国等敌对势力的压迫，为避免多面受敌，遂在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遣使至沈阳，表示愿意归顺后金。同年，喀尔喀蒙古主要领袖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汗等亦致书与后金通好，并在三年后正式朝贡。加之黄台吉在此前已征服朝鲜并纳为藩属，所以后金或者说当下的清国除了大明，远近再无敌手。
女真各部族早期被明朝称为“东北夷”，与“北虏”漠南蒙古各部有所区别。但时下既然清国已经将大明以北几乎所有的土地都降服了，那么所谓“北虏”便独指清国。
陈洪范自然知悉吴三桂想要向清国求援，但他深知明清两国攻伐数十年，势同水火，对吴三桂想法的可行度抱有极大的怀疑。
吴三桂也看出了陈洪范的顾虑，道：“陈公所虑，我心知肚明。北虏为我大明宿敌，我关辽军镇守辽东等地，更与之仇杀无数，若非形势所迫，绝不会萌生此念。”接着道，“联虏平寇，自古已有。我书读的不多，但也知黄巾之乱时汉军借兵匈奴平贼、安史之乱时唐军借兵回纥平叛，都是不得已为之，收效却未必差了。”
陈洪范面色凝重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北虏觊觎我大明并非朝夕，一旦放其入关，恐怕引来祸水。”
吴三桂摇头道：“此言差矣，北虏自将鞑靼诸部收入囊中，借道绕过山海关，破边墙侵犯我大明腹地岂止一次两次？北虏虽凶，到底是化外蛮夷，仅仅图些钱财牛羊而已，事罢即去，何曾有过滞留。再者，我大明军民千千万万浩浩如同汪洋，他北虏尽发其众亦不及十分之一，何惧之有？饶他进关，只不过用来缓解闯逆侵占北都的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
吴国贵颔首道：“吴爷所言极是，对我大明而言，北虏乃外敌，闯逆才是心腹重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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