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伯让我想清楚了，人生就算有机会重来一次，那些不该犯的错，我们多半还是会犯；那些不该爱的人，我们并不舍得不爱。唯一能安慰我们的是：犯过的错让我们成长，爱过的人让我们充实。没什么可后悔的。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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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东说：“姐，我瞒着你，只是不想让你再为这件事伤神，妈妈已经过世，当年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谁也不可能逆转改变过去，重要的是过好以后的生活。”
我倦怠地说：“我明白。”
我并不是跟他赌气，所有的道理我确实都明白。他是我弟弟，所做的一切全是为我考虑，他想让我认可顺理成章的答案，从而放弃对一件陈年旧事的无意义纠结。如果我置身事外，大概也会认可他的做法是合理的。可是我是当事人，在知道何伯其实被我一厢情愿拖入一团迷雾之中，我的生父仍旧不详之后，心里空落得仿佛一无所有，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振作起来。
能给我答案的只有小姨。
她从北京赶来，来不及放下行李便直接到了医院，握住我的手：“对不起，可可。”
“小姨，请告诉我真相。”
“你现在血压没降下来，不如好好治疗，等生了孩子之后再谈这件事，我保证，再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
“不，我现在就要知道。”
她仍旧迟疑，眼里的痛苦不下于我，终于还是讲了。
受父母问题牵连，妈妈在农村下放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与她同来的人相继有了返城机会，或者招工，或者推荐上大学，到后来，她成了公社内资格最老的知青。她并不怕艰苦，毕竟那个时候大家都过着匮乏清贫的日子，可是年复一年，看不到任何返城的希望，这一点慢慢击溃了她。她想念父母家人，渴望回到他们身边。眼见一个又一个机会与她擦肩而过，落到同伴身上，她越来越焦灼，终于决定做一个交易，而交易的对象就是掌握着推荐指标的公社书记。
何原平在无意中目击了这个交易，成为书记欲除之而后快的人。
于是他被当成了替罪羊，关押、批斗、被送去劳教。
可笑的是，仅仅在事发一个月后，妈妈的父母获得平反，因为当时两个人的健康状况都不好，向组织上提出申请，可以接她返城了。
我想找到生父，没料到生父只是在一次交易中提供了基因而已，我永远也不会希望他出现在我面前。我要求真相，真相竟是如此不堪。
难怪小姨宁可让我认定何原平与我母亲有一段不被保守环境认可的旧情，也不愿让我知道自己只是一段丑陋交易的结果。
小姨说：“她临终之前对我讲出了这段往事，但她不想让你知道。她说她在苟且逃离之后，从来没能摆脱良心的谴责，也没有得到过解脱。癌症也许是她为自己的自私与怯懦付出的代价，所以她并不介意面对死亡。我考虑再三，觉得逝者已矣，更希望保留母亲在你们姐弟心中的形象，所以决定不再提起。”
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里，她不是一个亲切的妈妈，却是一个负责任的母亲、一个负重生活从不抱怨的妻子、一个工作到忘我程度具有奉献精神的医生。我那么尊敬她，为她的离世悲伤。我真的需要粉碎一切重新认识她吗？
“春节时我过来看你，初二那天我去找过何原平，请求他也保持沉默。子东私下去做了何原平与你的dna鉴定，拿到结果之后，给我打了电话，我告诉他，真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面对的，你怀了身孕，一旦知道，受的打击会很大。他也同意把这件事放到一边。”
他们都想保护我，而我确实承受不了真相。
她把死亡当成了一次解脱，可以一劳永逸摆脱病痛与回忆的折磨。那她留给我的又是什么？
“好吧，我知道了。”
我闭上眼睛，表示这次谈话到此为止。因为我已经用不着再了解更多了。
谁说所有的问题都只因欠缺一个答案？有些答案永远不会是你需要的。
顾主任过来查房，再次劝我马上接受剖腹产手术终止妊娠，我拒绝了。
孙亚欧进来，同样想劝我理性一些，我不肯听，请他马上出去。
我麻木地躺着，似乎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似睡非睡，偶尔醒来，看到父亲坐在床边看报纸。他告诉我：“昨天晚上电视台也播了。”
“什么？”
“就是跳楼的那个。”
“哦。”
“现在的记者，难道没有其他新闻好关注吗？幸好没有拍到你。等事情平息下来，还是把那套房子放到中介卖掉，太不吉利了。”
父亲平时是不大会聊天的人，竟然能把这么可怕的一件事变成平淡的闲话家常，让我说不出话来。不知为什么，我笑了出来。也许是不停注射药物的缘故，满嘴都是苦涩。我侧头看挂在上方的输液袋，突然想到，人身上出现的所有问题，似乎都有对应的医学手段来解决：脾脏破裂，可以摘除；大腿骨折，可以打石膏让它长好；血压偏高，可以降压；胎儿肺部尚未发育成熟，可以注射药物促进成熟……唯独内心出现的巨大空洞，没有办法填补。
以前我听到过一个类似于诡辩的说法：上天不会给你承受不了的打击。但此时此刻，我确实想，这些真的是我能够承受的吗？我觉得我已经失去面对这一切必需的力气，从未如此疲惫消沉，甚至腹中的孩子也激不起我振作起来坚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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