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清代宫廷生活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必然要受到北京风土人情、饮食时尚的影响。而且，清王朝统治者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亦有着王天下者食天下的强烈愿望，对天下的美味食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清初的顺治、康熙两朝，在以故乡“关东货”为主要饮食的同时，也效法明代宫廷以“尝鲜”为由，按季节征收天下贡品：江南的鲜鱼虾蟹，两广的瓜果蜜饯，山东的苹果，山西的核桃，直隶的蜜桃、鸭梨，陕甘的花皮瓜，新疆的奶子葡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苏镇江的鲥鱼之贡。鲥鱼是生活在今江苏南京、镇江一带季节性很强的鱼种，每年春季溯江而上，初夏时洄游生殖。宋《食鉴本草》中载，“鲥鱼年年初夏时则出，月余不复有也”。因此鲥鱼身价倍增，成为江南特产。自明代列为进贡皇宫的贡品，清代初期仍沿此俗。第一网鲥鱼就要送皇帝尝鲜，宫廷即在桃花盛开的时候举行“鲥鱼盛会”，届时皇帝赐文武百官一同品尝。鲥鱼味道鲜美，但运送鲥鱼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鱼打涝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分水、旱两陆运送抵京，并在沿途设冰窖、鱼场保鲜。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程，官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宫廷早已做好烹制准备，鲥鱼一到，既举行盛会。因此，为争取时间，送鱼人在途中马歇人不歇，只准许吃鸡蛋充饥。常常是“三千里路不三日，知毙几人马几匹？马伤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呈圣尊。”
又据清宫档案记载，皇帝派往各地的官员经常向皇室进“鲜”，即各地应节的新鲜食品，康熙年间任苏州织造的李煦就曾在不同季节向清宫进贡食品与饮料。春季，“今有新出燕来笋，理合供进，少尽臣煦一点敬心。”初夏，“苏州新出枇杷果”、“佛手”。秋季，“苏州今秋十分丰收……洞庭山杏子理合恭进”。刚刚入冬，李煦又进“冬笋”和“糟茭白”。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十月李煦向清宫呈进了一批江南鲜果和露酒：“佛手计二桶，香橼计二桶，荔枝计二桶，桂圆计二桶，百合计二桶，青果计二桶，木瓜计二桶，桂花露计一箱，玫瑰露汁一箱，蔷薇露计一箱，泉酒计一坛。”
天下美味食品进入宫廷，清帝的饮食逐渐发生变化。顺、康两朝逐渐改变以各类野兽肉和家禽、家畜等为主要原料和简单的烹饪方式，从各种肉类整治、洗净后切成大块煮、炖、蒸、烧、烤等熟制、用大盘大碗盛装，到食品多层次地加工和注重包装形式。康熙五十九年（１６９o）一月十二日，法国传教士张成一行抵京。玄烨在畅春园热情款待远道的客人，赐给他们的食品有“堆成金字塔行的冷肉”，有“用肉冻、豆荚、菜花或菜心拼成的冷盘”。一月二十八日是我国传统的新年，玄烨邀请传教士们一起过年。除夕晚膳又赐给他们“年饭”十二盘菜肴，二十一种果品。菜肴、果品一改满族“简单”的烹制方法，使清代宫廷饮食在“质”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飞跃。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的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清代宫廷饮食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乾隆在位期间，清王朝经过了近百年的统治之后，正是鼎盛时期，统治阶级的享乐之风也日盛一日。皇帝居于封建统治的最高层，饮食服御，豪华奢丽，达到惊人的地步。宫廷饮食不仅打破了“关东货”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在饮食结构、烹饪技术上都得到改变。首先是北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常年生活在东北的满族人在身体、生活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常食含热量较高的鹿肉、熊掌，容易使体内外的湿热相搏，易患重病。因此乾隆帝对饮食结构进行调整，并对前代定制的宫廷制度中一些未成系统的条文加以修订。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国朝宫室》中对宫廷饮食的等级标准及其份额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后、妃的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标准。皇帝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的妻妾。皇帝、皇太后、皇后享受最高标准的饮食，每次进膳用全份膳４８品（包括菜肴、小菜、饽饽、粥、汤及干鲜果品）；每天用盘肉十六斤、汤肉十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鸭三只、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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